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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记者宁海钟、骆亚报导）依据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现身北戴河的官方信息，外界认为北戴河所谓“休假”已启动。有声音指“北戴河已无会”，但专家指，在习近平第三任期，北戴河可能还有会议，但对权力分配已无实质作用，仅剩象征意义。 8月5日工作日，中共各大党媒有关中共高层的活动消息基本消失。此前，新华社发消息称，受习近平“委托”，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日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国务委员谌贻琴，全国政协副主席姜信治参加活动。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每年夏天7、8月间，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戒备森严。中共元老和在职高层领导人会集中在北戴河，以休假形式开会。虽然中共官方向来不正式宣布北戴河休假的时间与时程，但一般会藉由“与专家会面的公告”，透露假期已经开始。 近些年随着习近平上台成功集权，中共元老也受压制，不断有大外宣媒体宣称“北戴河根本‘无会’”，只有休假疗养。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丁树范对大纪元表示，北戴河还是会有会议的，但上月的三中全会已定调了。在北戴河上顶多讨论要如何推动三中全会的决议。 至于元老参与的问题，丁树范认为，中共仍在世的元老年纪都大了，应该是没体力应对高层权斗。“以前带的干部要自谋生路。因此他们（在北戴河）应该是没作用了。更何况习的控制越来越强化肃杀。”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吴瑟致则对大纪元表示，现在中共元老在权力分配方面的实质作用不大，但象征意义也许还是有一些。 “即便习近平在进入第三任期之后，高层内斗传闻也非常多，包括去年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出事的问题，或者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延后的问题，他的第三任期表面上看起来是完全掌权，但实际上却呈现稳而不固的状态，（所以）习近平更强调安全的意识。” 他认为不管是透过专家的座谈，或是已退休的党国元老的聚会联谊，或是收集对相关政策的建议等等形式，北戴河会议的象征意义还在，但官方的态度会比较低调一点。 过去每年都有北戴河权斗内幕消息流传。比如2013年至2015年间的北戴河会议，先后流传周永康暗杀习近平未遂，以及围绕如何处理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的争斗。 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的北戴河会议，则围绕张德江等多名江派常委退休或王歧山退居二线的讨价还价，以及拿下曾被视为“储君”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后续处理，更重要的是讨论习近平修宪延任问题。当时流传不少不利于习的传言，包括指元老推举汪洋顶替习近平。 2022年的秋天要开中共二十大，这年北戴河会议期间，“习下李上”的政治传言流传了一段时间。结果在二十大上，前党魁胡锦涛被架出会场，习近平成功连任，李克强、汪洋退位，胡春华被踢出政治局，团派整体失势。 二十大后习家军全面上位，习近平被认为权力空前巩固，但2023年的北戴河会议，仍有内斗秘闻传出。 《日经亚洲》在去年9月5日、21日两度发文指，北戴河会议期间，以曾庆红为首的元老们向习近平发难斥责；中央军委前副主席迟浩田也对习阴沉着脸施压。 政治学者王军涛去年曾对大纪元透露，中共退休高层已自身难保，他们没有机会搞私人聚会，所有的中央高级干部都形同被软禁，他们的秘书、警卫、通讯员、司机、厨师等都是特务。由于中共政权经济面临危机，习向权贵家族收财产；几乎所有权贵家族都上交了部分财产以换平安。 责任编辑：李沐恩#

（大纪元记者林燕报导）周二（8月6日），纽约法庭判定胡耀邦赵紫阳纪念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非法在美国充当外国代理人罪成。他收集当地支持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的信息，并暗中报告给中共国安部。 王书君2022年被捕。他的审判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从2024年7月底开始，为期一周。陪审团周二裁定，王书君四项罪名成立，包括未通知美国司法部长而充当外国代理人以及向美国当局撒谎。他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 联邦检察官表示，已入籍美国的王书君将自己描绘为激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异议人士，以赢得在美国和海外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台湾独立倡导者以及维吾尔族和藏族活动人士的信任。 检察官表示，王书君实际上是在监视这些活动人士，并向中共国家安全部（MSS）的四名官员报告。 检察官尼娜‧古普塔（Nina Gupta）在周一的结案陈词中指，王书君“过着双重生活”，“这种双重生活现在已被曝光”。 王书君于1994年移民美国。 他的辩护律师扎卡里亚‧马古利斯-大沼（Zachary Margulis-Ohnuma）表示，王跟中共情报官员谈论民主运动，是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并推动社会变革，而不是以他们的代理人的身份行事。 庭审显示，王书君自2006年以来，一直听从中共官员的指示和控制，利用他在基金会的职位和在华侨社区中的地位，收集有关著名活动家、学者和异见人士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报告给中共政府。 王书君在访问中国期间与中共国安部官员进行了面对面会谈，并使用微信接收命令，发送和接收书面信息和文件。 王某经常将他收集的信息写入标注为“日记”题名的电子邮件中，方便中共国安部查阅。这些“日记”内容包括王某与著名异见人士的私人谈话细节，以及民主活动人士和人权组织的活动。 此外，执法部门从王某住所中找到的日记上找到了他写给多名中共国安部官员的记录。此外，在为国安部工作期间，王某还提供给他们中国异见人士的电话号码和联系信息。 在被调查期间，王书君向联邦执法部门作出了重大虚假陈述，谎称他与中共官员或国家安全部没有过接触。在2017年至2021年的三次单独面谈中，王某多次否认或淡化他与中方情报机构人员的接触。在2019年，王书君从中国回国后，在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接受了联邦执法人员的盘问。王谎称，自己没有与任何人有过接触，没有任何跟中共政府或人员联系。 检方还指控四名中国（中共）国安人员涉嫌充当王书君的上线，给他分派任务。这四名中共官员分别是何峰（Feng He，音译）、纪杰（Jie Ji，音译）、李明（Ming Li）和陆克清（Keqing Lu，音译）。这些官员在逃，据信目前人在中国。 美国司法部近年来一直在打击中共“跨国镇压”行为，这包括对反共活动人士进行监视、恐吓，有时甚至将其跨境追捕遣返或杀害。 根据司法部的通讯稿，联邦检察官布里恩·皮斯（Breon Peace）说，可能起诉书读起来像是间谍小说情节，但证据是真实、令人震惊的，已表明被告是中方政府的秘密特工。 “王某作为知名学者和民主组织创始人，不惜背叛那些尊重和信任他的人。当被告面对其可耻行为时，他向执法部门撒谎，今天的判决揭露了他的罪行真相，现在他将承担后果。”皮斯补充说。 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助理总检察长马修·奥尔森（Matthew G. Olsen）表示：“被告伪装成民主活动人士，渗透纽约的民主倡导组织，同时秘密收集并向中方情报部门报告有关该组织成员的敏感信息。今天的判决表明，那些试图推进中国（中共）政府跨国镇压议程的人将被追究责任。” 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执行助理局长罗伯特·韦尔斯（Robert Wells）表示：“这一判决凸显了联邦调查局打击间谍阴谋的决心，即追究那些为中国（中共）效力、收集美国活动人士信息的人员的责任。任何对跨国镇压的支持都是不可接受的，联邦调查局正与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寻找并绳之以法，追究那些支持此类活动的人员的责任。” 责任编辑：林妍#

（大纪元专题部记者徐亦扬、宁芯采访报导）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的表现未达预期，直到奥运开幕以来第6天才由潘展乐夺得巴黎奥运男子百米自由泳金牌。尽管如此，中国游泳队仍身陷施打禁药争议。有消息披露，2022年就有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呈阳性，但仍获准参加奥运会。 在当地时间7月28日晚进行的巴黎奥运会游泳比赛中，中国游泳队的两名赛前夺冠热门选手张雨霏和覃海洋的表现均未达到预期。张雨霏在女子100米蝶泳比赛中获得铜牌，而覃海洋在男子100米蛙泳决赛的后半程突然失去节奏，从第一名滑落至第七名。 7月29日，中国前跳水运动员高敏在微博上发帖称，张雨霏第三，覃海洋第七，特别是覃海洋的成绩，是这两年所有比赛中最差的一次。高敏称：“运动员的赛前训练肯定出了问题，我个人认为一天七次的兴奋剂检测成功干扰了中国游泳队。” 高敏的帖子一度冲上微博热搜，评论区许多人认为中国运动员遭到了“区别对待”。 张雨霏此前曾对媒体表示，所有在巴黎的中国游泳运动员都在两个月内接受了20到30次测试，平均每周3到4次。中国游泳国家队营养师于良早前也发文表示，中国游泳队前往法国10天，全队31名运动员被国际兴奋剂检测组织查了近200次。 中国前国家队游泳运动员黄晓敏8月1日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只有在比赛期间才会进行药检，而现在世界排名前10到前20的运动员则会随时随地接受抽查。以前是验尿，而现在则是验血。她说，对于一些中国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打击。 不仅游泳比赛，黄晓敏说：“其它项目，如体操、田径等需要爆发力的项目，运动员也都会服用禁药。在我们那时候，田径和游泳运动员是必须要服用的，只是用量的轻重问题。” 她还表示，中国运动员被频繁药检，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他们在服用禁药问题上并不信任。 中共以“毒汉堡”为由宣称运动员“无罪” 7月30日，巴黎奥运会第四天，中共当局以“毒汉堡”为理由宣称中国游泳运动员“无罪”的事件被外媒披露。 早在2022年，两名中国顶尖游泳运动员被检测出强效类固醇呈阳性。然而，中共反兴奋剂机构将其归咎于运动员食用了受污染的食物，因此运动员的禁赛处分被解除。这是近年来中国国家游泳队第三次将阳性检测结果归因于食品污染。 这两名运动员中的一名入选了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中国队。在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长时间的所谓“调查”后，中共当局声称无法确定这些游泳运动员是如何摄入类固醇药物的，但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很可能是在北京的一家餐馆吃了用受污染牛肉制成的汉堡包。 这一解释引发了许多反兴奋剂专家的质疑。批评人士认为，这起事件是中共在游泳项目中对检测呈阳性结果视而不见的最新案例，也是全球反兴奋剂机构未能确保优秀运动员享有公平竞争环境的又一失败例证。 有知情人士透露，调查人员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简称WADA）的至少一名专家都不相信中共的解释。 WADA在7月30日的声明中称，在接到两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阳性的报告后，立即对这两人实施了临时停赛。这一停赛禁令一直持续到2023年底，直至调查有了结果后才解除。 WADA还称，除了这两名游泳运动员外，另两名未入选中国巴黎奥运会代表团的运动员——一名小轮车（BMX）运动员和一名射击运动员，也在2023年初的药检中被检测出微量的同一种违禁药物去氢甲睾酮（Metandienone）。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指责WADA在处理中国运动员药检阳性一案时不当，认为其有为中国（中共）推脱遮丑之嫌。然而，WADA则指责USADA将专业问题政治化，并出于政治动机对WADA进行批评。 中国运动员药检阳性旧案遭披露 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前7个月，有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呈阳性。然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等管理机构接受了中共官方调查的结论，认定这些运动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下榻酒店误食了违禁品，因此决定允许他们参加东京奥运会。 这些药检呈阳性的运动员几乎占中国派往东京奥运会的游泳队的一半，其中一些选手在比赛中获得了包括金牌在内的奖牌。许多人目前仍在为中国队效力，其中包括两枚金牌得主张雨霏。 这23名运动员在2020年底和2021年初的中国国内一场运动会上接受药检时，体内被检测出含有曲美他嗪（TMZ）。这是一种可以帮助运动员增强体力和耐力、加快恢复时间并提高成绩的药物，使用者通常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然而，中共反兴奋剂中心在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运动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被污染的食物中摄入了曲美他嗪，因为当时他们所住的旅馆厨房中发现了这种药物的痕迹。因此，该中心认为没有理由对这些运动员采取进一步行动。 WADA接受了这一说法，未对涉案运动员施以处罚，并允许这些人继续参加比赛。 美国官员和一些专家表示，这些游泳运动员本应被禁赛或公开身份，等待进一步调查。但中共体育官员、国际游泳联合会和WADA却对这一情况采取了放任态度。 美两党议员提法案 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改革 7月31日，美国联邦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共同提出《2024年恢复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信心法案》，敦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进行改革，确保为运动员提供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 该法案由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与民主党首席委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Raja Krishnamoorthi），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金融服务和一般政府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以及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共同提出。 这项法案将永久性地授权美国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ONDCP），如果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不能公平、独立地确保运动员参加无禁药奥运会和残奥会，该办公室有权扣留美国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全部会费。 美国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最大的捐款国。该法案将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前中共国家队队医揭运动员服禁药内幕 2017年，前中共国家体育运动队队医薛荫娴携带68本工作日志逃离中国。薛荫娴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代运动医学专家，曾在1980年代担任中共国家队队医。自1970年代末，中国兴起由中共倡导的兴奋剂热潮后，薛荫娴成为体制内少数的公开反对者。 薛荫娴的这68本工作日志中记载了大量关于中共体育界在运动员身上使用兴奋剂的证据。她的儿子杨伟东将这些日志整理成书。 薛荫娴在日志中记录道，中国运动员服用禁药始于1978年。当年10月11日，中共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先主持召开了国家体委训练局医务处的会议，薛荫娴当时在医务处担任篮球队队医并参与了会议。陈先在会上提到，既然国外都在使用兴奋剂，“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自此之后，中国运动员使用禁药的历史便开始了。 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文革”，物质严重匮乏，连食物都需要凭票购买。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让运动员迅速增强体能并在国际竞技中表现出色，使用兴奋剂就成了中共的选择。 中国运动员最早使用禁药的包括乒乓球队、举重队、田径队和游泳队。在后续的试验阶段，几乎所有运动员都开始使用兴奋剂，包括当时著名的中国女排扣球手郎平。使用兴奋剂后，这些运动员经历了副作用，如莫名其妙的头痛和全身疼痛，并出现了一些原本不应出现的运动伤害。 杨伟东早前曾对大纪元记者表示，除了已经被查出的兴奋剂使用案例外，乒乓球队、女子排球队、体操队、羽毛球队等，只要是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和训练局管理的11个队伍，也都涉及使用兴奋剂。中共国家体委训练局所倡导的所谓“科学训练”，实际上就是“兴奋剂训练”。 责任编辑：连书华#

（大纪元记者夏雨综合报导）2024年巴黎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美国队赢得奖牌成绩骄人，创造奥运会纪录，突破3,000枚奖牌里程碑，成为奥运史上首个达到这一纪录的国家。 奥林匹克文化遗产基金会表示，在巴黎夏季奥运会之前，美国在过去的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上累计获得2,975枚奖牌。 周二（7月30日），美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第26枚奖牌，累计突破3,000枚奖牌大关。美国队（Team USA）周二在X平台上发帖说，美国队斩获3000奖牌，没有哪个（国家）如美国这样能做到。 周二，美国队在巴黎奥运会游泳比赛中的历史性表现助推这一纪录，美国队共获得四枚奖牌。Regan Smith在女子100米仰泳赛获得银牌，她的队友Katharine Berkoff获得铜牌。澳大利亚选手Kaylee McKeown成功卫冕奥运冠军，创造57.33秒的新纪录。 正是Berkoff的铜牌令美国队达到第3,000枚奖牌这一里程碑纪录，也是美国游泳运动员获得的第600枚奥运奖牌。 迄今为止，美国已经赢得26枚奖牌，包括4枚金牌、11枚银牌和11枚铜牌。巴黎奥运美国队不少奖牌来自游泳项目，到目前为止，美国队已经获得15枚游泳奖牌、3枚击剑奖牌、2枚体操奖牌、2枚自行车奖牌、2枚滑板奖牌、1枚跳水奖牌和1枚橄榄球奖牌。 在8月11日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前，美国队还有更多夺牌机会。 奥林匹克基金会计算每个项目的奖牌数，与参赛运动员人数无关。奖牌统计也不包括在艺术比赛或表演项目中获得的奖牌。在巴黎奥运会之前，该基金会表示，在奖牌榜上，美国之后是前苏联，共获得1,204枚奖牌，德国获得1,058枚奖牌。 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前，包括乌克兰、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等现在作为独立国家参加奥运会的国家。 美国也是奥运史上累计赢得金牌最多的国家，但是今年迄今，美国队在金牌榜上没有领先。 据奥林匹克基金会称，在巴黎奥运会开始之前，美国共获得1,179枚金牌。紧随其后的是苏联，共获得473枚金牌。德国位居第三，巴黎奥运会开始前共获得342枚金牌。 责任编辑：叶紫微#

在大陆房地产崩垮的背景下，法拍房的数量不断增加，但现在法拍房也拍不动了。法拍房背后，是众多面临断供困境的业主，这些业主中不乏年轻人、包工头以及因担保而陷入困境的家庭。有参与法拍房的律师披露了更多细节。 从热到冷 法拍房供求逆转 每日人物社7月29日报导，法拍房也拍不动了。这两年，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刑辩中心律师许涵林亲眼目睹法拍房市场从热到冷、供求关系一夜逆转的过程。 许涵林自述，她擅长经济领域的刑事业务，也曾经作为法官助理，在法院轮岗，接触和处理过很多与法拍房有关的案例，2021年也买了一套法拍房。从业这几年，正好见证了法拍房市场从热到冷的变化，整个房地产环境从繁荣到泡沫破裂的过程。 她说，最初接触法拍房，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刑事案件，譬如官员的职务犯罪、经济犯罪，这些案子涉及巨额资产的处置，其中包含很多房产要被执行。而后来更多法拍房的业主，都属于经济状况恶化的普通人。因为无法偿还房贷，或者没有其它资产来抵偿债务，他们的房子便面临着法拍的命运。 在法院轮岗时，她接触过一些法拍房的案例咨询。有一家老小六口人，丈夫是会计，妻子是文员，结果妻子失业，他们的房子即将要断贷了。同时他们还给亲戚做了担保，房子被二次抵押，对方做生意失败，欠下一百多万（人民币，下同）的帐，拿的是他们的房产做的抵押。就这样，他们欠下两家银行的钱，只能通过拍卖房子去还债。 许涵林说，法拍房越来越多了。根据今年1—5月全国各城市的法拍房数据，成都的法拍房挂拍数有9580套，位于全国第二。在成都，今年法拍房的平均折扣率是73.45%，成交率只有26.32%，流拍率也达到了73.68%。这意味着，法拍房的市场行情已经很低迷了。 她透露，随着法拍房数量暴增，对律师的需求增多，现在处理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银行硬气的时候，我们律所的专门团队一个月会批量处理上千份对业主的起诉状。而现在，银行想尽快回笼现金，也会放下身段，希望业主不要断供，就开始用更柔和的方式去协商和调解。通俗来说，如果客户有还款的诚意和能力，银行是有政策去减免利息的。” 她见证了很多“躺平”的断供人。房价火热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追高的心态，愿意去保住房子，守住值钱的资产。现在房地产不景气，有的人就直接摆烂，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因为怎么样都还不上那个钱，甚至连房子被法拍了，都还不够还银行的贷款。（延伸阅读：上海豪宅降价近千万求售 房主在痛苦中挣扎） 许涵林说，大概在疫情后，断供潮就这样开始了。如果给这群房子面临法拍的人做一个分类，大部分是做生意失败及失业的人。还有的是给亲友做了担保，因为别人生意失败，自己受到牵连。也有一些是用高杠杆炒房投资，结果拆东墙补西墙，倒来倒去，现金流断裂，把房子砸手上的人。 她表示，或许，成都也是全国其它城市的缩影。成都的工资水平不高，本地的就业市场没那么景气，再加上收入下降、失业增多，大家的生活突然都变得困难了。 年轻人失业 房贷还不上了 许涵林说，有很多互联网行业、芯片行业，或者做教培的人，他们曾经有比较高的工资，早年买的也是很好的房子，但因为突然失业，难以找到匹配的工作，沉重的房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在没有其它储蓄的情况下，一旦停贷超过时限，银行就会启动法拍程序了。 她的一个二十多岁的朋友，研究生应届毕业即进入了让人羡慕的互联网“大厂”，年薪三十多万。他挑中了成都南边地段比较好的，130平方米的二手房，大概300万左右。当时也是加杠杆比较多，一开始买的时候，就用了很低的首付，月供超过1万5。本来蛮有信心的，结果公司变动，他被裁员了，房贷还不上了。 他特别着急，差点就打算放弃那个房子了。欠着那么多钱，要么就借亲戚朋友的，要么就继续借银行的。后面，他还是觉得信誉比较重要，而且那套房子的保值空间还是有的，所以就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再找其它银行借钱来还贷款，以这样的方式撑了一段时间。过了几个月，他还是找到了新的工作。（延伸阅读：大陆房价暴跌 断供人瞬间崩溃 叹悲催年头） 房地产整体都在垮 许涵林说，房价下跌，有时，甚至连房子被法拍了还不够还银行的贷款。一个被法拍的房子，一拍的估价是打个八折，到了二拍，价格就打到了六折，如果两次都流拍，被变卖就是五折销售。这么低的折扣，多少人能承受得起？ 曾经，家家户户都考虑买房，大家都相信，房子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现在，这个信念已经破碎了。 中国房地产整体都在垮，连带着多少人的积蓄打了水漂。 她说，她有一个亲戚，曾经是包工头，因为得了肿瘤，看病了花了两三百万，实在是因病致贫。不幸的是，开发商还欠着他几百万的工程款，但开发商也没有钱了，就抵给了他10套贵州兴义市偏远郊县的步梯房。 这种房子相当于是水泥废品，不仅烂尾，还无法过户，连法拍都拍不出去。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市场价值按60万来算，法拍卖40多万，到二拍都流拍了。这种房子的产权有点问题，再便宜也难卖。 这样的窘境下，他做工程，本身也欠着银行的经营贷，就还不上钱了。所以他唯一的住房也将被拍卖了。 责任编辑：林琮文#

疫情封控解除后，到访中国的外国人数量并没有回升。近期中共不断单方面开放免签国，但“境外旅客入住酒店不便利”又成了障碍。中共多部门日前发文要求各地给境外人员住宿提供方便，引发网民嘲讽。外国人不想来中国的原因也令人关注。

如果你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还能在东京附近的寿司店点餐，那么你下次去日本旅游吃饭时，可能会被店家当成本地人，从而给你一个好价格。

破产重整后的友和道通航空公司，于7月21日在京东平台拍卖一架空客A300飞机。但经过两天拍卖却无一人出价，最终这架货机在7月22日宣告流拍。

疫情以来，中国大陆经济一直在衰退中，大量的店铺倒闭、转让，当局亦加大了维稳力度。山东临沂的店铺出租转让需到城管部门登记，兰山区一警务站的电子牌上赫然打出“战区”字样。

美国总统拜登7月21日（周日）突然宣布退出总统连任竞选，这给民主党和11月大选都带来一场政治地震和更多的未知数。民主党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前所未有的转变以应对该局面。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7月18日在北京的京西宾馆闭幕。会议公报显示，高层人事清洗中，与李尚福等三人被免去中央委员会成员职务及开除党籍不同，当局对前外长秦刚的处理只是接受其“辞职”，免去其中央委员职务，仍称其为“同志”。专家指秦刚毕竟是习的心腹，早前是因为外交部内斗出事。之前有消息指秦刚已转任外交二线职务。

成龙主演的耗资3.6亿（人民币，下同）的奇幻动作片《传说》，上映一周票房7,100多万，排片率降至4.0%。业内人士估计，该片逆袭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最终票房很难过亿，出品方面临亏损超3亿。

周三（7月17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内华达州检测COVID-19呈阳性，取消既定演讲返回特拉华州自我隔离。

7月16日，“统一企业回应方便面酸菜中疑出现鼠头”登上微博热搜。当日，统一企业（中国）股价暴跌10%，市值蒸发约29亿港元。

周日（7月14日），前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表示，是“上帝”阻止了自己被刺杀这一“不可想像的事情”。拜登总统谴责枪击案，“美国不应该容忍这种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