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纪念堂”的来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两个小时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磋商三个问题：毛的后事操办；遗体处理；葬礼是否邀请外宾来北京吊唁。
因为毛1956年就带头在“火化倡议书”上签过字，所以，会议最初决定短期对遗体保护，目的是顺利完成15天的葬礼，然后火化。
然而，众所周知，1976年是中共的多事之秋。这一年，中共毛周朱三巨头相继病亡；党内权斗激烈；唐山又发生了强烈地震；加之十年文革造成的巨大社会创伤。所以，当时中共高层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为了借毛的余威稳定政局，最终决定效仿苏联等共产国家的做法，对毛遗体永久保存，造水晶棺，建纪念堂。
纪念堂违背了死者的本愿
1956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休息间隙，毛泽东接到了秘书送来的一份关于实行火葬的倡议书。毛看完后当即拿笔写下“毛泽东”三个字，想了想，他又在名字后面写上日期“一九五六年四月廿七日”。
1963年某一天，毛刚参加了罗荣桓葬礼回来后，曾对保健医生吴旭君说：“等我走了，是一定要火葬的。”再次明确表达了对身后之事的安排。
毛的签字和口头表达，均可以视为遗嘱，是受法律保护的。同时，按照中国“逝者为大”的公序良俗，生者应该尊重、满足死者遗愿。所以说，中共高层建立纪念堂、保存毛遗体，既违背了相关法律精神，也不符合传统的公序良俗。
按照相关法律，死者近亲属的安葬权，是以不违背死者生前意愿为前提的。这也就是说，死者是最大的安葬权的宿主——我的身体我做主。而死者安葬权的行使，就是通过遗嘱——近亲属完全兑现遗嘱来实现的。
中国人讲究安葬，讲究的是“入土为安”。中共对毛遗体的处置方式，若从传统殡葬观来看，那不叫葬，更谈不上安。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简直就是把尸体掏出内脏，陈列在天安门广场示众一般。
对此，毛若亡灵有知，将是怎样的一种呜呼哀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了一辈子，号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却怎么也斗不过共产党。
纪念堂非法剥夺了近亲属的安葬权
按照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安葬权是死者的近亲属在不违背死者生前意愿的前提下，享有的排他性的权利。”
也就是说，安葬权是一种法律授权；安葬权应该合乎死者生前的遗愿；安葬权为死者近亲属所独享，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剥夺或侵犯。
死者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上人员都享有安葬权。但死者的配偶是第一顺位人，具有对安葬权的第一决定权。史料显示，在中共讨论毛后事的高层会议上，作为毛配偶的江青明确提出：主席有遗嘱啊，说死后要火化，骨灰放到西山上去。可见，江青并不同意建毛纪念堂。
江青的主张，于法有据，符合死者遗愿，合乎情理。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江青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意将毛的遗体长期保存。
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共反复强调的“党性”，也叫组织原则，表述出来就是“个人服从组织。”这在中共政治生活框架内是个非常钢性的东西。在共产党的党性面前，法律只能靠边站，人性永远甘败下风，普适价值被忽略不计，必须无条件服从。
纪念堂是烧钱无数、旷日持久的负资产
因为文革造神运动形成的对毛盲目崇拜的后遗症，中共决定仿效苏共、越共，将毛的遗体永久保存。于是，“造水晶棺、修纪念堂、尸体防腐”这三驾马车旋即启程了。而其中每一项工程费用都是惊人的天价。
资料显示，纪念堂占地57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到了28000平方米，工程所需优质材料设备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有大兴安岭采伐的优质木材、珠穆郎玛峰采取的岩石标本，有延安送来的青松、四川精选的枣红色花岗石，有海外人士搞来的台湾大理石、山东泰安运来的青花岗石等等。还有施工过程中，数以万计的施工人员参加劳动，历时一年方竣工。这其中的劳民与伤财可想而知。
毛水晶棺的制作过程，可以叫做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而且前后制作了五个水晶棺。
为了选水晶矿石， 中国天然水晶主产地，江苏东海县“全县出动，矿石精挑细选，去九留一”；工厂“制作成棺时兴师动众，多个工厂协作攻关，不计成本”；为了造水晶棺，有技术人员差点没把命给搭上。
“尸体崇拜”，既诡异，又魔幻，是共产党国家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水晶棺永久保存遗体，始于前苏联，并被共产国家竞相效仿。这一做法不仅破坏全人类多数民族“入土为安”的风俗传统，败坏环境和风水，也给本国民众带来巨大而持久的经济负担。
笔者在收集素材过程中，想百度一下围绕毛尸保存的“修纪念堂、造水晶棺、尸体防腐”这三项工程的相关成本有多大。前两项搜索没有结果；只有第三项“尸体防腐”勉强找到一个参考数据：“列宁遗体每年需100多万美金的护理费；遗体的衣服也要定期更换，是从瑞士特别订购的，价格昂贵达3万美元。”
中共为了维持纪念堂的运转，中央办公厅专门成立了一个局级单位，这个单位的人吃马喂，外加官场公行的贪污腐败，开销之大无须多言。
资料显示，纪念堂一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承接维修任务的单位是军队背景的中国新兴集团。从纪念堂竣工至今已有47年了，那应该是进行过47次小修，4次大修了。正常费用外加官场公行的贪污腐败，开销之大亦无须多言。
老百姓纳税，是指望着政府能为民众多办点有用的实事，钱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对。纪念堂明摆着是死人大把大把烧活人的钱。这是民主国家的政府所不为的，也是民主国家的民众不能接受的。
现在的毛纪念堂，对全体中国人来说，纯粹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负资产。而且，中共不倒台，尸体不烂完，纪念堂这个烧钱的炉子就会一直烧下去，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呢？
纪念堂破了北京得天独厚的好风水
风水也叫堪舆，是中国的古老学问，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实用科学，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实战的方法程式。
相传北京城是刘伯温主持建造的。北靠燕山，东有大运河，西有永定河，是刘伯温慧眼相中的一块风水宝地。城池的规划设计，就是按照风水布局的，俗称“八臂哪吒城”。
故宫从1406年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帝王宫殿。故宫在设计建造时，遵循了“前朝、后市、左祖、右社” ，它被皇城、内城高大的城垣团团围住，因为“穴”就在宫殿内，高大的城垣，一层又一层，穴藏其中，再也不会荡散了，北京也就平安了。
但是纪念堂往广场上一摆，彻底破掉了北京的好风好水。这样一来，因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影响辐射全国，所以，实际上纪念堂是毁了全中国的风水。
要知道，纪念堂的位置，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时称“大清门”，中华民国称“中华门”，故有“国门”之称。
1959年，中共“基建狂魔”魔性发作，大肆扩建天安门广场，国门惨遭拆毁。1976年，中共在国门位置之上建立纪念堂，相当于压上了一个灵堂，或者也可称它为坟墓。如此一来，是不是大概相当于墓门成了国门？如果真是这样，即使不懂风水的人，是不是也会倒吸一口凉气，震惊得目瞪口呆？
风水因果，如影随形。风水破，国祚衰。多年来，中国大陆各地天灾人祸不断，且越演越烈。以大瘟疫为例来说，2003年的非典升级为2020年更要命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中共三年封闭管控，把中国人搞的死去活来……究其根源，这些灾难跟中共统治中国以来，一直在极力摧毁着传统的道德、伦理和文化密切相关。而如果从风水的角度看，和这个纪念堂就有很大关系了。
站在天安门城楼往南望，血旗（死人鲜血染红的中共国旗）、墓碑（纪念碑）、坟墓（纪念堂）依次排开——这些与死人息息相关的东西都凑齐了。于是乎，天安门广场是不是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坟场？
论风水，断吉凶。这就是天安门广场的吉凶祸福的真相。果真如此，避之犹恐不及，为啥还稀里糊涂往里钻呢？
毛是杀害八千万中国人的暴君
中共的世界观，是无神论。中共的哲学，是斗争哲学。蔑视生命如草芥，执政数十年，极权暴政，杀人如麻。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是中共1950年代初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杀人运动，目的是巩固中共政权。1951年2月，毛泽东提议，中共高层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讨论杀人比例问题。会议“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于是，各地刮起腥风血雨，掀起杀人狂潮。当时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那几年，中共“镇反”，与暴力“土改”、武装“剿匪”三部杀人机器同时开足马力。据统计，1950年代初，至少500万同胞死在中共的屠刀之下。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在中共的运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释放出杀人不眨眼的邪恶能量。杀人，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最醒目的标签，也是中共嗜血本性的充分证明。从中共执政算起，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到迫害法轮功，累计杀害八千万中国人。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相当于100次南京大屠杀。
人命关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古今皆然的道理。如此说来，与其说纪念堂是中共对暴君的纪念，不如说是上天以“暴尸广场”对暴君的惩罚。
结语
奥琳埃娜·法拉奇女士，是一位非常有名气的意大利记者兼作家。有一天她到中国访问，走进了中南海。
宾主落座简短寒暄过后，法拉奇单刀直入问邓小平：“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小平将手一摆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看来，对中国人祸害极大的纪念堂，中共没有拆除的想法。怎么办——解体中共，再拆大坟。
责任编辑：金岳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Fan Yu撰文／原泉编译）中国持续的银行业危机将考验中共管理经济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的能力极限。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在年初被勒令清算，这实际上宣布了中国坏帐的责任将落在银行系统身上，此前，银行系统一直在努力应对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和消费者群体带来的长期违约问题。
应对中国银行业问题的最大挑战是，推动中国近年来GDP增长、支撑中产阶级家庭财富的房地产业，如今却成了当前经济下滑的罪魁祸首，银行业正陷入动荡，首当其冲的是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银行。
危机的种子
进入今年，政策制定者已经着手对小型银行进行大规模整合。今年早些时候，数百家小型银行（以农村银行为主）被合并，形成了规模更大的金融机构。
在截至6月24日的一周内，有40家中资银行消失或被大型金融机构吞并。这些银行大多位于辽宁省东北部，被并入辽宁农村商业银行，后者是最近专门为合并倒闭银行而成立的实体。（延伸阅读：中国小银行一周消失40家 金融体系出问题？）
7月9日，另一家地区性银行江西银行也倒闭了。
与美国银行业不同，中国的银行大多是国有银行。中共拥有中国最大的五家商业银行的多数股权，而各省或地方政府的下属机构拥有大多数地区性银行的股权。这种结构造成了一种道德风险，即银行和借款人在默认中共政府将为他们纾困的情况下，承担了过高的风险。
政府通过专门的“坏帐银行”或资产管理公司（AMC）购买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不良贷款来进行纾困。
199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创建了四家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从中国四大商业银行购买不良贷款。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后来又发放新的贷款，今年早些时候，其中三家陷入困境的资产管理公司被并入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第四家在2021年被国有券商中信集团接管后，更名为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随着消费者信心的下降，储户很可能会将资金和资产从小的金融机构撤出，转入大型机构，从而导致更多的银行倒闭。这种纾困、整合和政府接管银行的循环可能会加速。
更广泛的经济问题
中共一直在为自己争取时间，将不良贷款从银行转移出去，然后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损失，期望长期的增长、利润和收益能超过这些损失。
如果问题是孤立的、经济增长强劲，这种封闭的生态系统就能发挥作用。虽然放贷机构越少，监管机构就越容易监控、跟踪和管理，但这种循环只会在各级政府实体中产生更多的不良贷款。
我们开始看到一些迹象，中共地方政府无力拯救这些金融机构。
去年，中国各省发行了310亿美元的专项债券来援助较小的地区银行，其中许多地区银行向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了大量贷款。
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而土地出让和房地产税收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负债累累，没有财力救助地区银行。
相反，中共现在正寻求在国家层面集中发行债券。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份表示，北京将发行一万亿元人民币（约1,380亿美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这是自2020年以来的首次发行，也是过去26年的第四次发行。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受监管的银行业。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共一直对所谓的影子银行的债务问题发出警告。这些私营的准银行机构，如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其它企业集团，也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了大量贷款，并通过向消费者直接发行高收益产品来筹集资金。
其中一家金融集团——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正面临清算。
中共政府是否也会救助这些公司？如果经济继续增长、消费者对这些机构有信心，那么中共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救助。
但经济增长并未发生。中国正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经济问题、消费者信心严重不足、政府负债累累，中共政权本身很难兑现其提供的保证。
摩根士丹利的亚洲和中国经济学家们在7月8日给客户的报告中写道：“自4月以来……边缘数据显示，经济再次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放缓。”
“按照目前的政策轨迹，我们认为通货紧缩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对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
他们指出，中国经济在年初出现小幅增长后，又出现了新的不利因素。
如果中国的金融救助系统崩溃，将会动摇整个金融行业的稳定，并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消费者和投资者可能会涌向硬资产或外国资产。中国可能会经历经济混乱、经济不平等加剧，以及失业率上升。
中国公民与中共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事实上的经济契约（认可中共统治，以换取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将宣告终结。
作者简介：
范宇（Fan Yu）是一位金融和经济专家，自2015年以来一直撰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原文：China’s Banking Sector Faces Reckoning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7月13日美国前总统川普（特朗普）遭未遂刺杀后，美国各界齐声谴责此次暗杀或类似政治暴力；各国政要也迅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中南海对此不得不发声称“关注”；但仅表示“慰问”却不谴责暴力。中共内部充满你死我活的政治暴力，大概对此习以为常，其另类的反应在国际上再度凸显。这或许也反映了中南海对事件结果的失望。
中共仅表示“慰问”但不谴责暴力
7月14日下午，中共外交部网站发布一条信息《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遭遇枪击答记者问》。
问题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参加竞选集会期间遭遇枪击，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回答只有一句话：中方关注特朗普前总统遭遇枪击事件，习近平主席已向特朗普前总统表达慰问。
7月15日的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习近平是如何向特朗普表达慰问的？是通过通话，还是通过电子邮件或使馆？中方关注特朗普前总统遭枪击事件，中方的关切是什么？
发言人林剑仅称，“已就此发布消息，对此我没有新的补充。”
川普遇刺在美国和全世界都是一件轰动的大事，各国政要很快纷纷公开发声，首先祝愿川普和受害者平安，其次更多谴责了政治暴力。任何关注此事的正常人，无论支持或反对川普，都应该有类似的反应。但中南海与各国政要的做法差异明显，仅通过外交部网站表示“慰问”，却没有谴责刺杀行为和政治暴力。
记者询问中共如何“慰问”川普，中共外交部竟不肯回答，中共党魁本人也没有发表公开声明，不仅令人产生疑问。
各国首脑如何迅速反应
川普遇刺后，美国总统拜登立刻发声明称，“很高兴听到他平安无恙。我为他和家人以及参与集会的所有人祈祷，并等待进一步的信息。”声明还说，“这种暴力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国家团结起来，并（对此）予以谴责。”“这种暴力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也发声明说：“我们正在为他、他的家人，以及所有无辜遭到枪击事件受伤和受影响的人祈祷。”“这种暴力在我们国家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必须共同谴责这种可憎的行为，并尽我们的一份力量，确保不会导致更多的暴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司法部长加兰，前总统布什、奥巴马和国会两党议员等，都纷纷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各国首脑同样迅速做出反应。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我们必须坚决对抗挑战民主的暴力行为，并祈祷川普前总统早日康复。”
英国新任首相施凯尔（Keir Starmer）与川普通话，并发声明说，“我们的社会容不下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声明，“这种暴力是非理性的和不人道的。”
德国总理朔尔茨发声明称，“针对美国总统选举竞选人川普的袭击是卑鄙的。我祝愿他早日康复。我的心与那些受此次袭击影响的人同在”。
法国总统马克龙祝愿川普早日康复，并称“法国与美国民众一样感到震惊和愤慨”。
洪都拉斯总统塞拉亚（Xiomara Castro de Zelaya）说：“暴力会引发更多暴力。我对美国选举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我）与川普总统团结一致。”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萨拉和我对川普总统的显然遭遇袭击感到震惊。我们为他的安全和快速康复祈祷。”
近期刚刚访问北京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说，“在这黑暗时刻，我的思想和祈祷与川普总统同在。”
台湾总统赖清德声明称，“我为美国前总统川普祈祷，祝愿他早日康复。在我们的民主国家，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都是不可接受的。我向受袭击影响的受害者表示诚挚的慰问。”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声明说，“政治暴力绝对不可接受，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的心与前总统川普、参加活动的人，以及所有美国人在一起。”
加拿大保守党领袖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声明说：“我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今天发生的针对前总统川普的谋杀未遂事件。我为他平安无事感到安慰。该行为令人发指，我为其他因此受伤或被杀害的无辜者祈祷，也为枪击嫌疑人已死感到高兴。民主必胜。”
加拿大新民主党领袖驵勉诚（Jagmeet Singh）声明说：“任何政治活动都不允许暴力。无论在哪里发生了政治暴力，我们都必须团结起来反对。我的心与前总统川普及其家人，以及该次枪击案的其他受害者在一起。”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发表文章写道，“在澳洲，如同在美国一样，民主国家的本质和目的是可以表达我们的观点，辩论我们的分歧，并和平地解决分歧。而这样做是出于相互尊重并本着共同热爱国家的精神。”“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都是对民主的侮辱”，“是对澳洲人和美国人共享的民主价值观以及我们所珍视的自由的不可原谅的攻击”，必须“毫不含糊地予以谴责”。
与这些声明相比，中南海仅含糊地“慰问”川普，但没有谴责暴力。
中南海在“关注”什么？
中共外交部网站发布的简短信息仅向川普表示“慰问”，同时还称“中方关注特朗普（川普）前总统遭遇枪击事件。”当记者询问，“中方的关切是什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却回避了。
中共的一句话声明“失言”或者“画蛇添足”；外交部发言人应该很怕再“失言”，干脆不敢说话了。这不但显得更加另类，也自然令外界起疑。
中南海称“关注”川普被枪击，却又不肯公开“关注”什么；同时仅表示“慰问”，却不谴责政治暴力。难道中南海对刺杀结果很失望？或者对美国社会没有出现混乱很失望？
中共的做法表明，中南海并不认为刺杀是错的、是应该谴责的。或者说，中共很可能盼望此次事件给美国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更大的混乱，所以才会非常“关注”，以至于没有意识到不小心“失言”了。
新华社的报导也证实了中南海真正“关注”的是什么。川普遇刺后，新华社也很快发出了至少5篇报导，包括《特朗普遭“未遂刺杀”》《竞选集会发生枪击 特朗普右耳被子弹击伤》《白宫说拜登与特朗普通话》《特朗普竞选集会现场发生枪击事件 一名枪手被击毙》《美国联邦调查局：袭击特朗普的枪手是独自作案》。
但新华社“关注”的不仅仅是刺杀事件。7月13日，新华社还发表了文章《拒不退选 拜登能否打消党内疑虑》。文章引用某人的评论说，“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还是拜登，该党不仅将失去白宫，可能还会在参众两院的选举中遭遇重创。”
中共一再声称不干涉别国内政，也拒绝承认干涉外国选举，但新华社对美国大选却很关注，并肆意评论、带风向、惟恐天下不乱。拜登刚刚联合北约盟国针对中共表达强硬立场，并准备采取一致行动。此次北约峰会在美国召开，美国继续起主导作用，但中南海对拜登政府至今缺乏有效应对之法，又不敢直接谩骂白宫，只好继续象征性地制裁美国军工企业，新华社也只能变相把气撒在拜登身上。
7月9日，新华社曾报导《白宫发言人：拜登没有接受帕金森病治疗》。6月29日，新华社还曾发表文章《特稿｜帝国“华袍”——起底“美式民主”真相》。文章称，“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文章还进一步分析称：面对诸多问题，“‘美式民主’体制产生的美国政府能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吗？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问题根源在于‘美式民主’的反民主本质。”
川普遇刺后，中南海真正在“关注”什么，大概就不言自明了，那就是盼望美国内部大乱、甚至带来国际上的政治波动，中共好趁机解套、甚至能反守为攻。
中共对刺杀事件的失望
川普遇刺后，中共外交部匆匆发了一句话声明，然后三缄其口，很可能因为没有看到期望中的美国乱局或国际乱局，失望之际，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竟然未能意识到始终没有谴责政治暴力。
美国各界的反应普遍是拒绝暴力和混乱，并正在进行深度反思，已经有人公开呼吁不要再使用激烈或严重刺激性的语言。国际社会同样呼吁和平、非暴力地解决政治分歧，用选票说话。这样正常的反应恐怕是中南海无法理解的，因为中共的政治斗争恰恰相反。
过去12年里，中共派系倾轧又达到了一个顶峰时期，江、曾派人马几乎被肃清，原来台上、台下有影响力的一些人基本成为阶下囚，有的被通报自杀。江、曾派大致解体后，团派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又成为新的肃清目标，前中共党魁胡锦涛被架离会场；2023年，前中共总理李克强卸任数月后莫名猝死。血腥政治斗争不断的中共邪党，对川普遇刺应该毫不感到惊奇，反而更可能对川普在刺杀中幸存感到惊奇，失望之余竟忘了谴责政治暴力，哪怕只是假惺惺地。
2023年起，中共新的内斗迅速到来，秦刚、李尚福说消失就被消失了，中南海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更从未想过这也算政治暴力。李尚福、魏凤和的问题政治局先通报，然后才送交司法，中南海也从未想过什么违法不违法；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进一步挖出余党，同时尽量掩人耳目。
美国发生枪击总统候选人的事件，却没有导致更大乱局，美国社会反而呼吁团结，这对无法理解美国民主的中共来说，应该是不可思议的。正因为此，中共始终难以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在国际上多么另类。也正因为此，中南海恐怕也搞不清楚为何迅速地走了下坡路，更不会明白红朝为什么就要到头了。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高义#
（大纪元记者黄云、骆亚报导）7月15日，推迟大半年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终于召开。当天中共发布了一系列经济数据，包括上半年GDP增速等。专家分析，中共此时公布经济数据原本是为三中全会作政治宣传，不过反而透露了更多负面信息。
三中全会召开当天的政治操作
按照中共惯例，每届三中全会基本聚焦经济及改革开放等政策走向。原本应在2023年秋季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延宕逾半年后才召开。
在二十届三中全召开当天，中共统计局发布了前半年经济数据，不过这次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仅在网上发布，没有像惯常那样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也是在网上以所谓的问答方式选择性回复提问。
多位分析人士认为，中共选在三中全会开议当天公布经济数据，是要以貌似平稳的经济成绩为三中全会做宣传。中国问题专家王赫对大纪元表示，“因为这个数据还比较好看，它（中共）觉得可以给它一点脸面、给点信心，就是说三中全会中共是有信心的。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操作。”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大环境动摇，外资撤离，内需不振，老百姓找不到工作，所以问题多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要唱响经济光明论，就在数据上大做文章。”
王赫说，“中共只公布它选择性的（数据），而且这个数据还是编造出来的。基本上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要砍掉两个点、三个点。这还是一般得出的结果。”
在最新的经济数据中，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1.7万亿元，同比增长5%。而5%是中共“两会”订下的2024年GDP增长目标。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对大纪元表示，“中国（GDP的）数字从来是不可信的。我觉得国家（各级政府）为了政绩都要虚报，所以才有李克强说要看的是他的（克强）指数，看这些东西。”
他说，“这些东西肯定一塌糊涂。现在中国大家普遍感到经济不好、比较萧条，过去那些比较繁荣的地方包括北京、上海，现在都比较萧条，这是大家普遍的感受。”（延伸阅读：中国经济萧条到处可见 商场门庭冷落）
多项数据呈现增长后又下滑
中共统计局新闻稿称，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不过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多项数据呈现增长后又下滑的情况。
其中，上半年GDP增速同比增长5%，但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5.3%；二季度增长4.7%，低于外界预测的5%至5.3%区间，也是自去年首季以来最低的增速。
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上半年同比增长6.0%，但6月份同比仅增长5.3%；消费与投资也一样，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5969万亿元，同比增长3.7%，6月份同比增速则是2.0%，环比下降0.12%。（延伸阅读：废弃过时电动车堆积如山 中国现废车“坟场”）
旅美经济学家黄大卫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统计局的说辞更加接近一种政治宣传。“其实我们看出它在细化的单项的、多项的数据里面呈现的情况并不好。总体来说，上个月可能稍微增长一下，下个月又开始增速变缓，就是意味着整体来说经济现在还不稳定，还在震荡下行、还在波动。”
他说，有大量订单时，突然间工业呈现增长的情况，这个月可能好一点；但是产品没消化的话，那又导致下一批订单减少。
他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有一单没有一单的模式”，并不能算是增长，还是在寻找底部。“总体的实质情况是下行压力非常之大，而且目前没看到改善的苗头，估计要下跌到底部还需要一定时间，所以情况可能并没有这么乐观。”
房地产没有止跌迹象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依旧没有止跌的迹象。中共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1%。中国全国新建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9.0%；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下降达25.0%。
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房销售价格同比下降3.7%，二、三线城市同比分别下降4.5%和5.4%；二手房跌幅更严重，一线城市销售价格同比下降9.0%，其中广州跌幅达12.4%，二、三线城市同比分别下降7.9%和7.7%。（延伸阅读：北京等多地房价暴跌 分析：房市未见底）
黄大卫表示，“新房开发的无论是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在下降，其中有一个要留意的就是，销售额的下降比销售面积的下降还要快，价格下跌的比量要高，证明这是一种没有承接力的下跌。”
“目前只剩下一些核心城市——珠三角、北京、上海还能够维持，国内其它城市，基本上我们看未来5年到10年可能情况都会非常不妙，复苏应该在5年之内看不到。”
今年5月，中共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历史性”措施刺激房地产，包括下调首付比例、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取消房贷利率下限以及收购未售出住宅作为保障性住房。在这些政策宣布之后，中国楼市低迷之态并未改变。
台湾总体经济师吴嘉隆表示，中国整个房地产的产能过剩太过严重，累积了10年以上。“据说现在的房子可以住14亿人，你说这个房地产该怎么救？没办法。”
中共失业率造假有三种情况
中国失业率一直是外界关注的数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上半年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一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
中共统计局的失业统计是城镇失业率统计，城镇劳动力供给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和3亿的农民工，但农民工并不在中共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统计范围内。
目前农民工是失业的最大群体。民营经济领域提供的就业机会占83%以上。随着中国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北上深广等一线城市也走向衰落，外商撤离，百业渐萧条。民营企业掀起倒闭潮，2024年第1季中国注销和吊销营运的餐饮企业就已达45.9万家。
同时，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创新高，达到了1179万人。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副教授孙国祥说，“李克强曾讲过，中国的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能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要大陆毕业生全部就业，GDP增长要达到11.79%。”
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GDP增长仅为5%。按中共公布的这个GDP增速，意味着有接近700万的高校毕业生无法就业。
从去年开始，中共不再公布中国青年失业率的数字。（延伸阅读：一则招聘广告引爆舆论 揭中国人就业苦涩现实）
中共一直把青年失业问题视为一个政治问题，并摆放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对于中共公布的失业率，王军涛表示，中共当局对失业率造假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政府修改数字；另一种是政府不登记，地方政府报喜不报忧；还有一种情况是，现在普遍大家比较躺平，不去报了。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展望，黄大卫认为，“目前看来市场信息都是比较负面的，我们还没有看到太积极的信号，都是偏于负面。”
吴嘉隆表示，接下来习近平的任务就是“维稳”，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应对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没有办法应对，只能拚命维稳，然后对市场经济做限制，逐渐地把计划经济的手段翻出来。”◇
责任编辑：林琮文#
油罐车混装食品油事件被曝光后，引发了大陆民众对食品油安全的恐慌，连官方媒体都罕见的公开斥责涉事国企“形同投毒”，“会要了消费者的命”。
据新唐人报道，众多消费者因为对食品油质量不放心，纷纷涌向超市，抢购当地自产自销的“自营食用油”。与此同时，电商平台上，进口油与家用榨油机突然爆红热卖。
7月10日有网友发布视频显示，“胖东来”门店在顾客抢购下，其自营花生油已经卖断货，自营葵花籽油所剩数量也不多了。
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的进口食用油购买量近几日大涨。某进口油淘宝旗舰店的客服透露，混装油的事情发酵以来，其店铺食用油销量直线上升，“尤其是这两天猛增，差不多几天卖完了一个月的货”。
一位珠海的消费者受访时告诉陆媒，自己在澳门一次买了3瓶食用油，价值在海关要求以内。“大概可以吃两个月，吃完再过去买。”一位北京的消费者则透露，自己逛“山姆”时，看到有人购物车放了很多瓶食用油。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消费者抢购榨油机，开始自己在家动手炼油以求安心。在小红书网站上，关于家用榨油机的笔记超过了1600篇。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家用榨油机近日也爆红热销。
例如：在淘宝平台，一款价格在500元左右的小型家用榨油机显示在24小时内已有超过100人购买；一款价格为750元的家用榨油机，则是三天内有超过500人加购。
不管是买自营和进口食用油，还是自己在家动手炼油，其目的显然都是为了保证食品油的食用安全。但问题是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无处不在，即便你能躲开混装的食品油，你吃的食品油全都是安全的，你能躲开所有问题食品吗？你能保证你吃的其它食品都安全吗？
近年来，食品安全恶性事件泛滥成灾，有增无减。毒奶粉、毒大米、毒猪肉、毒豆芽、毒胶囊、地沟油、苏丹红鸭蛋、染色馒头……这些被曝光的黑幕，充其量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大陆，几乎已没有几样食品是真正安全的。
究其根源，这一方面是因为很多食品生产者唯利是图，天良丧尽，为了赚钱什么坏事都敢干；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腐败频发使食品质量监督环节和部门形同虚设，令问题食品畅通无阻。从根本上讲，中国的食品安全完全是一个因为人心和体制全面溃烂了而造成的系统性问题。
生活在如此险恶的社会环境中，权贵阶层可以靠吃特供，来保证自己的食品安全。普通老百姓可能吗？不可能。他们只能靠自己努力最大限度的避险。但不管你怎么努力，效果都是有限的。
你买进口油或自己炼油，你吃的食品油是安全了，但凭老百姓的收入，不可能样样都买进口食品，也不可能什么东西都自己做。所以到头来，尽管你吃的食品油相对安全了，你吃的其它食品却仍然是不安全的，充满了风险。
毫不夸张的说，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今天的中国人不但要在政治上承受高压，在经济上遭到盘剥，连在餐桌上吃饭都吃得战战兢兢，无法安心。
早在2013年12月23日，中共党魁习近平曾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过，“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 如今，形形色色的问题食品甚至毒食品可谓无处不在，就像是天罗地网，百姓深陷其中，无论如何挣扎，都挣脱不了它的羁绊，已经无处可逃。套用习近平的话，仅就这一点而言，中共还有资格在中国执政吗？
责任编辑：高义
“民以食为天。”人人都希望这个天是白云蓝天，艳阳高照。然而非常不幸，多年来中国人食品的天却是乌云翻滚，黑云压城。就在7月2日，突然又一声惊雷炸响，引起举国震惊！
据新京报7月2日报导，记者经过两个多月的暗中追踪调查，发现卸完煤油的罐车未经清洗，就直接开进食用油厂拉货，已然是油罐车运输行业里的常态和公开的秘密。这就意味着，“调合”了若干煤油的食用油——毒油，已然成为防不胜防的隐形杀手。
更雷人的是，涉事油脂生产厂家竟然包含了销售面覆盖全国的业界龙头——中储粮油脂这样的央企。这就意味着，除去中共体制内享特权、吃特供的阶层（大约1亿人）之外的另外13亿国人，都可能已经多年日中三枪——一日吃三餐，一餐中一枪。
此消息一经触网，自媒体舆论哗然。而众党媒却一片暗哑。
记者目击实录
想当年，记者李翔曝光了肆虐中国百姓餐桌的地沟油，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地沟油的泛滥势头，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今天，又一名勇敢的记者站出来，为百姓发声。笔者谨向他致以深深的敬意！
目击车辆之一：5月16日，一辆满载煤油，车牌号为冀E××65Z的罐车从宁东煤制油厂区出发，开往一千多公里外的河北省秦皇岛市，开进了郊区的一处院落。一个多小时卸车后开出，停在了附近的马路边休息。
5月20日傍晚时分，罐车驶往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开进了汇福粮油集团停车场，准备进厂装食用油。
第二天上午十点，罐车驶入汇福生产厂区。直到此时，自从卸完煤制油后这辆罐车都没有去洗罐。一个小时后，这辆罐车满载31.86吨大豆油驶出厂区。
目击车辆之二：5月24日，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一处停车场里，一辆车牌号为冀E××76W的罐车，正在等待运输食用油。等待间隙，记者从罐车司机口中得知，这辆罐车也是刚从宁夏运送煤制油到河北，前一天在石家庄将煤制油卸货后赶到天津的。
当天下午，新京报记者看到这辆罐车驶入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厂区。厂区保安介绍，包括这辆罐车在内，进厂装载的都是大豆油。由于距离不远，记者在厂区外能清晰看到罐车装油的整个过程，自始至终没有人检查罐体内干净与否。大约四十分钟后，罐车就装满了大豆油，出厂地磅显示：35吨。
记者问答
1. 记者与司机的问答。
为了探底内情，记者假装成司机，跟油罐车司机搭话，从中聊出了更多秘密。
“你是拉完白油（煤油）过来的？”
“嗯，从石家庄来的。”
“你洗车了吗？”
“没洗，你也没洗吗？”
记者以呵呵一笑回应，随后问道：“你这车除了拉白油，还拉什么其它东西吗？”
“蜂蜜，糖什么的都拉。”
“食用油拉不拉？”
“这个也拉，不过要洗车。洗一次4、5百块钱。”
“如果不洗会不会被查出来？”
“他们也就查看上下两个门，只要保证这两个地方没问题就行，很少有钻到里边检查的。”
食用油厂家验罐就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走过场，只需要司机象征性上传一些不知啥时候拍的罐口和泄油口的图片即可。当记者问到会不会因为日期不对而穿帮时，司机实话实说，根本就没人看！
2. 记者与销售经理的问答。
面对着摆在面前的事实，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语气平静但不失傲慢地回答，装食用油的罐车到底是不是专用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分辨。
3. 从业者如是说。
一名从业十余年的罐车司机告诉记者，如果卸完煤制油不洗罐的话，通常罐内会残留几千克到十几千克不等的煤制油，“洗罐的话一般都要用碱水，洗完再高温蒸罐这样才能洗得相对很干净，如果只是普通的水洗也会有一些残留。”
网友们对此并不认可。因为如果这样清洗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是不是说夜壶清洗一下就能泡茶呢？
化工油对人体的危害
煤制油是一种由煤炭加工而来的化工液体，如液蜡、白油等。“混用又不清洗，残留物势必会对食用油造成一定的污染，运输食用油应该专车专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告诉新京报记者，煤制油主要是碳氢化合物，其中含有的不饱和烃、芳香族烃、硫化物等成分影响人体健康，可能导致中毒。
相关各方装聋作哑集体沉默
此次事件经过自媒体发酵，引起全网热议，已经演变成一场公共食品安全的重大事件。网友们给它的定性是疑似投毒，疑似杀人。相关各方理应快速回应社会的严重关切。他们至少可以做4件事：
发布情况通报，把事实真相告知公众。
召回流入社会市场的相关产品。
立案查处相关人员。
向消费者道歉。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它们却选择了集体沉默。
1. 政府沉默。
食品安全的政府主管，是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也承担相关职责。此外，实质为官办性质的消费者协会等等也责无旁贷。
面对沉默，有网友在猜想：“这个坑有多大都不知道的呢，谁也不敢露头。如果是只涉及到中储粮的业务那还好，是万幸。就怕其它也都一样。想想当年的三鹿吧，全国知名奶企集团沦陷。”
也有网友对这种沉默表示并不乐观：“时间会磨灭一切的，不出声是最好的回应，明天也许又有新的事情把这件事情的风头盖过去了，这就是他们现在想的。”
2. 党媒沉默。
截止到6日9:16，笔者百度相关信息，查不到党媒的只言片语。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媒体热热热闹闹，评论区轰轰烈烈。
“大家都心知肚明，乍表态，乍发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罢了。反正自已又不吃这东西，是给特殊人群准备的。”（聪明小鱼）
3. 厂家沉默。
截止到6日9:16，笔者百度相关信息，查不到来自涉事企业的任何回应。
有网友在替它们想辄：“临时工？编外人员？外雇人员？在职人员个人行为？怎么才能找个合适的理由呢？”，愁人啊！大家帮着想想吧”。（极速保定7X7）
网络被愤怒的火焰烧得通红
笔者浏览众网友的评论，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句是： “政府部门在干嘛？”“这事难道就没人管吗？”“国家怎么就不出手呢？”“这是在投毒、杀人！”“就不怕断子绝孙吗？”“肇事者该杀、枪毙、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天灵灵地灵灵，给条生路行不行？”这是网友“宝轩真能说”发出的哀求，把人急得都要跳大神了。
“记者可以到宁夏宁东宁煤停车场看看，有多少个普货罐车，有的从河北，山东把食用油拉到全国各地卸了，在到宁煤装液蜡白油，这样的事不是一年两年了，都好几年了，就是没人管。”（风）
“这种事司空见惯，很多往东北拉运化工液体的罐车卸完车灌都不洗就直接装酒精运回山东等地的酒厂加工勾兑酒，很多出名的酒厂都是这种操作。”（戴面具的魔鬼）
山东网友周渺渺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用煤制油油罐装食用油？！真是360行，行行要人命！”
“如果你正在吃饭，这篇文章建议你不要再看了，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反胃。而今天的新闻，我已经想不到用什么词语来形容了，震惊、丧心病狂等词语似乎已经难以表达我心中的愤怒。”（DrX说）
“知足吧，幸亏他们没有拉完农药就拉食用油。”（快乐鲸鱼）
“若不是练就了百毒不侵的本领，此生有没有晚年都未可知！”（暗夜之光）
“为啥西方国家极少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为啥为啥为啥为啥？？？？有关部门能解释一下吗？这方面怎么不与人家接轨？拿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不当回事，该当何罪？”（自由铅笔DY）
“三鹿奶粉的记忆还没抹去，又来了煤油炒菜，我还庆幸自己还活着，听到这个消息，都不能用气愤来表达我的意思了。”（太阳岛）
“无数人员部门都在夜以继日的想办法消除影响，减少损失。他们唯一想不到的是向公众道歉，自查自纠。”（一直在路上）
结语
说起中国食品安全这个话题，真是万言难尽！
多年来，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他们不关心食品安全，因为他们吃“特供”。这句话中的“他们”指谁？懂的都懂。
网友“亮剑”对罐车混装事件的评论直截了当：“这样的公司不倒闭，天理难容！”
紧跟着这位网友的话茬儿，笔者也想说上一句：“这样的政权不垮台，天理难容啊！”
责任编辑：金岳#
2024年7月1日，恰值中共所谓的建党纪念日。
就在这一天，网传年仅30岁的中金公司女员工郑雯露从楼上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今年以来，大陆各地跳楼跳江的年轻人从未有过的多。但郑雯露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同，她不但年轻貌美，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学霸金领。
翻开郑雯露的人生履历，可谓令人羡慕。
她出生于1994年，高中读的是天津市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本科考入了浙江大学，而后保送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研究生，在学校表现非常突出，多次获国家奖学金，还曾获得浙江省优秀毕业生等荣誉。
网上信息显示，郑雯露大学期间就已经穿越四大洲三大洋，与来自世界各地各大名校的学生以及教授共同访问了11个国家的15个城市。
网上流传的一张照片显示，站在一艘邮轮上的她，脸上洋溢着甜美的微笑。不难看出，那时候的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毕业之后，她先是入职平安，后来辗转跳槽到中金。它们都是赫赫有名的国企，响当当的金融大企业。据称，他们夫妇双方的年收入都是60万，一年全家收入就是120万。
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霸金领，一般人羡慕还来不及，为何会自杀呢？
有人说她患了产前抑郁。众所周知，抑郁严重的人，常常都有自杀倾向。所以，如果她真是抑郁的话，轻生很可能与此有关。
那么本是阳光女孩的郑雯露，怎么会抑郁呢？
有网友说，她老公跟她吵架，吵得很凶。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可能导致郑雯露抑郁。
不过，从现在披露的信息来看，导致郑雯露抑郁最重要的原因，恐怕不是夫妻关系紧张，而是经济状况的急剧变化。
事情源于大半年前
郑雯露是九零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所谓大陆优秀青年，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梦想就是拿高薪、住豪宅、游世界。郑雯露看来也不例外。
2023年10月，她买下了上海外滩豪华小区里的一套房子，而且是顶楼。为了这套房子，她付出了所有的积蓄：房屋总价近1600万元，贷款1177万元，首付将近500万元，每月还款额56,800多元。
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当时他们的家庭年收入有一百多万，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信心十足。
可就在这之后不久，房价开始下跌，不是小跌，而是大跌，一下就把近500万头款跌没了。
雪上加霜的是，中金开始降薪，他们夫妇俩薪水降到了腰斩的地步，每月除去还贷，剩余的生活费不到7千，郑雯露又怀孕了，想到自己沦为房奴，无法给未来孩子提供像样的生活，于是7月1日这天一跳了之。
看到这里，或许有读者会问：郑雯露买房错了吗？
买房没错，错的是她不早不晚，在房价暴跌的前夜买了房，而且是贷款买的豪华公寓。
郑雯露之所以会在房价暴跌的前夜买房，说明她当时完全不知道房市的走向，看不到房价正走向下跌甚至暴跌；郑雯露之所以会在房价暴跌的前夜加那么大的杠杆贷款买房，而且买的是豪华公寓，说明她对自己和丈夫的收入预期充满自信，丝毫不曾想到他们的高收入会有维持不住的一天，他们夫妇甚至可能会失业。而这两者又都说明她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完全看走了眼。
作为一个经济专业的学霸，郑雯露为何会对中国经济看走眼呢？这除了跟她自身的认识局限有关外，跟官方的欺骗宣传和信息误导肯定也有关系，甚至是很大的关系。
说到官方的欺骗宣传和信息误导，就不能不说到郑雯露供职的中金公司。
每一年中金公司都会基于自己的判断给出来年一年的预测，其中包括我国和美国市场，涵盖货币、股市、宏观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等等。请看中金公司是怎么预测2023年经济走势的：1. 美国衰退，中国引领全球率先复苏；2. 港股和A股全年正收益；3. 国内出现通胀压力，结束通缩；4. 宽松货币政策结束，利率开始上行；5. 地产销售持续走高，房价小幅上涨；6. 出口持续增长，就业形势改善；7. 消费行业出现超额收益；8. 互联网和医药行业反转；9. 海外资金回流；10. 美元走弱，人民币持续走强。
这个预测没有一条是对的，事实完全是反过来的。
试想，如果郑雯露相信了这个预测，她对中国经济抱有盲目的乐观，因为这种乐观而对房市和自己的收入充满自信，从而无知无畏地在房价暴跌的前夜加那么大的杠杆贷款买房，而且买的是豪华公寓，又有什么奇怪呢？一点也不奇怪！
无怪乎作者张文澜为此将矛头指向了中金：“作为中金公司的员工，中金公司肯定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们每年预测都是形势一片大好，然后又是被100%打脸。但就这样的垃圾报告，居然有很多人相信，包括这位郑某某。”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郑雯露是被官方的欺骗宣传和信息误导害死的。她的死给了年轻一代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千万不要轻信中共的宣传和信息，否则，不仅会走入认识误区，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各种麻烦，陷入极大的困境，甚至可能因此丢了性命！
如今再怎么感叹与惋惜都无法挽回郑雯露花容月貌的年轻生命了。但愿她的死，能惊醒千千万万的郑雯露们，让他们从此认清真相，看穿中共，走正自己的人生之路。
责任编辑：金岳#
中国经济风雨飘摇之际，中共对国人不愿意花钱、不买房不投资、不给党的GDP成长做积极的贡献，而是把钱存在银行的储蓄行为非常的不满。而一些媒体也顺水推舟，推出了一个颇为费解的字眼，说中国年轻人是在“报复性地存钱”。存钱怎么会是不理性、报复性的行为呢？国人会这么喜欢报复吗？国人有很强的报复性人格吗？如果真的在报复，中国的年轻人又在报复谁呢？
7月3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向日本增派48架F-35A战斗机，并用F-15EX战斗机替换原来的F-15C/D战斗机，这些飞机将与海军陆战队的F-35B战斗机常驻日本的三个基地。新增的F-35A部署在日本三泽基地，飞北京比飞台北更近，川普（特朗普）透露的轰炸北京计划，似乎提前要做实了。这使中共陷入了两难境地。
美军更多第五代战机进驻日本
近年来，美军第五代战机经常动态部署到西太平洋，包括日本、韩国、关岛、天宁岛、帛琉和菲律宾的各个基地。这些飞机悄无声息地降落到不同地点，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或更换部署地点，令中共难以捉摸。美军此举在演练应对突发情况的敏捷性，也在用真假难辨的分散部署迷惑中共，降低遭遇中共导弹袭击的风险。
此次五角大楼公布的战机将固定部署在日本。原来部署在日本三泽空军基地的36架F-16战斗机，将由48架F-35A隐形战机取代。原来部署在日本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的48架F-15C/D战斗机，将由36架F-15EX取代。
美国海军陆战队已有20架F-35B战斗机部署在日本岩国基地，将继续持久部署和轮换，会修改部署的数量，但美军没有透露详情。
此次升级计划所需的费用超过100亿美元，将在未来几年内实施，旨在加强美日联盟、增强区域威慑力。
48架F-35A替换在日本三泽基地的36架F-16，全面升级到第五代战机，而且增加了数量。三泽基地距离台北较远，大约2500公里，距离北京约2100公里。这样的部署，不得不令人联想到川普关于轰炸北京的说法。
一旦中共在台海开战，这48架F-35A可以选择南下支援台湾，也可以先转场到冲绳的嘉手纳基地，从阿拉斯加前来驰援的F-22、F-35飞机则可以填补到三泽基地，实施分散部署。
从阿拉斯加赶来增援的F-22和F-35也可以直接进驻冲绳基地，近距离驰援台湾；三泽基地的这48架F-35A始终还有另一个出击选项，即奔袭北京。
F-35A战斗机仅靠内部油箱的作战半径是1239公里；若携带副油箱，作战范围会超过2200公里；若在韩国附近得到空中加油，或在韩国落地加油，离北京约1000公里，航程上将游刃有余。若美军计划攻击北京，F-35A战机也可以从阿拉斯加直接部署到韩国。
美军最新宣布的F-35A部署计划，带来了各种可能，对北京的威胁变得更加真实，现在轮到中共难受了。（先前报导：美国空军有多少架飞机？战力有多强？）
中共北部战区何去何从？
美军可能轰炸北京，中共早就在担心了。歼-20服役后，第一个大队部署在安徽芜湖，第二个大队部署在辽宁鞍山，显示了中共对美军突袭北京的忧虑。歼-20量产后，东部战区获得最多，但北部战区在山东曲阜和内蒙古赤峰也相继配属歼-20，都意在保护北京。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B战斗机2017年开始部署在日本岩国基地，距离北京更近，中共北部战区在山东曲阜部署的歼-20，应主要试图应对美军F-35B战斗机从黄海突袭北部战区海军基地青岛、大连。日本岩国基地距离山东青岛约1100公里。
中共北部战区在内蒙古赤峰增加部署歼-20，试图从北部防卫北京，同时也算兼顾北京东侧；因为美军的F-35隐形战机可能直接越过朝鲜空域，以直线距离奔袭北京，朝鲜的防空能力更差，恐无法察觉。
除了轰炸北京，美军也可能轰炸青岛和大连海军基地、大连造船厂、渤海葫芦岛潜艇总装厂；还可能轰炸沈阳飞机制造厂，中共的歼-16就在此处生产。中共北部战区有太多目标需要防护，目前部署的空军战机难以支应。
中共北部战区应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各部署了一个歼-20大队，大约20架；加上内蒙古赤峰的一个歼-20大队，总计约30架。美军将在日本三泽基地部署48架F-35A，在岩国基地可能维持20架F-35B，中共的歼-20即便能对战F-35，数量也处于明显劣势。美军驻阿拉斯加的第五代战机还会不断前来增援。
日本自卫队的F-35A也部署在三泽基地，如今已接收至少38架，总计订购了147架；韩国已接收了40架F-35A。这些第五代战机整合后，明显碾压中共北部战区。
美国空军已至少有363架F-35A；美国海军陆战队已至少有145架F-35B/C；美国海军已至少有45架F-35C，总计至少553架；再加上178架F-22，第五代战机总计已超过731架。这些飞机部分前置部署、部分动态部署，足以形成对中共的优势。
中共北部战区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也开始部署歼-16，但难以对战美军第五代战机，中共的歼-11同样不行，歼-10和歼轰-7就更差了。
一旦在台海开战，其它战区应向东部战区提供支援。如今形势发生了变化，北部战区护卫北京的压力大增，不但无法支援东部战区，还急需补强。美军的最新计划令中共左右为难。（先前报导：沈舟：美军第五代战机齐出 亮优势军力）
中共难以兼顾台海和北京
川普说，如果他再次当选，中共若入侵台湾，美军就轰炸北京。中共高层很可能害怕，因此不敢进攻台湾，那么威慑就发挥了作用。美军的F-35A准备常驻日本三泽基地，把这一威慑具体化，令中共不得不重新权衡攻台计划。
中共把最好的战机优先给东部战区，目前正在组建4个歼-20旅，实际可能是4个大队，约40架。中共北部战区和南部战区都正在组建3个歼-20旅，实际可能各有3个大队，各约30架；中部战区和西部战区都正在组建2个歼-20旅，实际可能各有2个大队，各约20架。
歼-16的分配也大致相同，东部战区正在组建4个旅；北部战区和南部战区都正在组建3个旅；西部战区正在组建2个旅；中部战区还没有。东部战区仍保留了Su-30，但歼-11和歼-10显着减少，各只有1个旅，其它战区则配属了更多。
一旦台海爆发战事，美军的F-22、F-35会打头阵，F-15EX载弹量高达13.4吨，可携带AGM-158远程反舰导弹和AGM-183高超音速导弹，应主要攻击中共舰队。
东部战区既要争夺台海制空权，又要试图拦截美军战机，却没有足够的先进战机；若还想分兵争夺台湾西南空域或巴士海峡，资源将更难以分配，必然需要其它战区支援。
如今，北部战区空军为了防范美军突袭北京，正面临更大压力，也需要调配更多歼-20、歼-16，中共选择全力进攻台湾，还是优先保卫北京，两者难以兼顾。
中共若在台海开战，中南海不会马上就疏散，否则政治风险太大，等于还没开打就准备认输了。即便中共高层长期躲在北京的地下防空洞，都可能导致谣言四起，在京官员们会四处逃命，中共官场可能瘫痪，各省市官员包括军队就更难控制了。
俄军进攻基辅时，中国大陆媒体就曾传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逃离的消息，后来泽连斯基露面，表示不会离开基辅。中共高层恐怕没有这样的胆量，若F-35真在中南海扔下炸弹，或者空袭中共军委大楼、机场、航空航天和网络、信息单位以及国安部等要害部门，中共上下将人心惶惶，中共高层若不敢再露面，混乱程度将可想而知。说不定中共政权一夕之间就坍塌了。
美军空袭北京的政治意义要大得多，无论能否斩首成功，都能有效瓦解中共官僚体系和指挥链条。如果B-2轰炸机在中南海扔下一串炸弹，把瀛台夷为平地，中共中央机关的人都做鸟兽散，还有人会主动愿意走上台海前线吗？
对中共高层来说，保北京应是第一位的，眼看北京和台海不能兼顾，当然最好是不开战。
中共火箭军也犯难
美军在日本的最关键基地是冲绳，能最先对台海战事做出反应。中共应早有攻击冲绳的计划，火箭军部署在浙江的东风-21导弹可以打到冲绳，一些东风-16部署在浙江沿海，也可以打到冲绳。因此，美军在冲绳只是不定期动态部署第五代战机。
美军的F-35B已进驻日本岩国基地，东风-21也可以打到，东风-16需要部署到山东半岛才能打到。中共火箭军同时攻击两处目标，还要重新调整部署，都进行饱和攻击的难度大增。
如今，美军将F-35A部署在更远的日本三泽基地，中共火箭军不得不考虑是否要把导弹部署到东北、靠近朝鲜的地区，准备袭击美军的第三处基地，难度更大了。
中共若把导弹摆在朝鲜半岛附近，朝鲜、韩国都会反弹，俄罗斯也会发毛，其政治影响难以估量。
即便中共真能把导弹部署在东北，美军神盾舰、潜艇都可以在日本海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中共导弹基地，美军的隐形战机也能发动空袭，中共的导弹旅、导弹营时刻要面对严重的生存问题。
美军或一箭三雕
美军F-35A进驻日本三泽基地，恐慌的不只是北京。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访问朝鲜，双方签署了类似同盟的协议。美军的最新计划或许也在针对朝鲜和俄罗斯。
朝鲜很怕核设施遭遇美韩的联手空袭，金正恩也害怕被斩首，朝鲜的防空系统指望不上。美军F-35A常驻日本，空袭朝鲜核设施和斩首的能力倍增，暗示不接受朝鲜的核讹诈，这对平壤同样是一大威慑。
日本三泽基地距离海参崴比朝鲜更近，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正驻扎在这里。中共和俄罗斯军舰不时联合演习，还一再穿越日本岛屿间的海峡，美军增派F-35A到日本，也是一种防范。
俄军主力战机多数已部署在俄乌边境附近，在远东地区难以和美日对抗，俄罗斯的Su-57勉强被称作第五代战机。美军驻日本战机大幅升级，对俄罗斯也是一种牵制。
随着F-35战机不断交付，美军在西太平洋部署的战机升级是迟早的事，对中共的优势再次重新拉大。
美军航母华盛顿号即将接替里根号常驻日本，舰载机联队中的F-35C应常驻日本岩国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B战机也越来越多。中共的歼-20若是不想露馅，最好还是严令不要开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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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推迟已久的三中全会，终于将在7月15日至18日召开。虽然，近几十年，三中全会人事变动通常较少，但今年或是例外。
第一，一大批落马（或被免职）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需要全会确认和决定
2022年“二十大”以来，习近平亲自选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很有几个已被处理。中央委员，有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前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中央候补委员，有航天科工集团前董事长袁洁。这需要被全会确认。
而几个卷入出事传闻、被免职的人，如前外交部长秦刚、前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前火箭军政委徐忠波、前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巨干生等，他们能否保住中央委员，也要在三中全会见分晓。
此外，“二十大”之后落马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前西藏自治区党务书记吴英杰、前司法部部长唐一军、前空军司令员丁来杭、前火箭军司令员周亚宁、前火箭军副司令员李传广、前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等等，都是19届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对他们的处理也需要经过中央全会确认。
第二，一些人将会递补（或增补）为中央委员
落马的现任中央委员，其位置不能空缺，将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中央候补委员则按得票高低顺序排列，一旦中央委员出现缺位，候补委员中得票高者将依次递补）。
此外，全会还可能增补中央委员。与递补中央委员须出现缺位不同，增补中央委员没有定规。在中共历史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除增补中央委员外，还可增补、增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递补是常规，就本次三中全会而言，增补是看点。由于“二十大”后落马高官太多、军队也经历了一波大清洗，习近平或会破格提拔一部分人进中央委员会。例如，2023年火箭军高层“一锅端”后，是年7月，王厚斌、徐西盛同时晋升上将军阶，分别就任火箭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目前两人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但按惯例，这次可能会增补为中央委员。
第三，最大人事看点：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是否进新人？
去年，8月，李尚福落马，10月被免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国家军委委员职务；12月，董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但是，迄今董军没有担任国防部长通常兼有的身份：国务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三中全会增补中央军委委员是有前例的（例如，十五届三中全会增补的曹刚川）。那么，这次三中全会，董军是否会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呢？
而更令人关注的，是三中全会是否增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也是有前例的（如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且，18、19届中央政治局都是25人，偏偏20届政治局是24人，这次增选一人也说得过去。
国际互联网上，关于习近平夫人彭丽媛要进政治局的传闻被炒得沸沸扬扬。本文以为，这个传闻更多是为恶心习近平的，不过，政治局进新人的可能性倒是存在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项是：6月28日，吉林、安徽、宁夏省委书记换人。其中，原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原安徽省委书记韩俊被换下后，都称“另有任用”。
笔者以为，韩俊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23年3月才出任安徽省委书记，这次匆忙换下，大概率是接替前不久落马的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
然而，景俊海或许仕途更广阔。1960年12月出生的景俊海，是习的陕西老乡，也是习所信任的极少数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吉林省省长、吉林省委书记，履历丰富，曾被认为是二十大越级提拔为政治局委员的可能性人选，但未实现。现在，习遇到空前难关、急需用自己人之际，景俊海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或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
结语
三中全会之所以推迟良久，是因为中国经济大盘动摇、高层政见分歧严重、政局极其险恶，习近平的处境前所未有的艰难。习要掌控局面，一方面要拿出份“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牢牢控制人事。这次三中全会，习或许有出人意料的动作。不过，习即使有出人意料的动作，如果不是顺天应人，则更加深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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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中共党媒新华社发出了李尚福、魏凤和被处理的通报，试图将两人的问题仅淡化为贪腐，但又称对“军队建设”和“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而且“危害特别巨大”。二十届三中全会前，中共不得不通报这两人的问题，但难以降低影响，无形中还泄露了更多信息。
两任中共防长“对抗组织审查”？
通报称，2023年8月31日，李尚福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审查调查；2023年9月21日，魏凤和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审查调查。通报称两人都“对抗组织审查”。
所谓的“对抗组织审查”，应该是指当事人不承认被查的问题，还可能私下串通、搞攻守同盟或做伪证。通报称，李尚福“收受巨额钱款，涉嫌受贿罪”。如果李尚福“对抗组织审查”，可能不愿承认自己受贿。李尚福被消失后，应该很快失去人身自由，估计没法再与其他人串供，只能死硬不认。
通报还称，李尚福被调查，是因为军委纪委监委查办案件中发现了“问题线索”。换句话说，李尚福可能被其他人咬出了受贿问题，但他不愿承认，被称作“对抗组织审查”。
李尚福2003年12月开始任总装备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受贿行为应大致从此时开始。2013年9月，李尚福调任总装备部司令部参谋长；2014年12月任总装备部副部长；2016年1月任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2017年9月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2022年10月升任军委委员；2023年3月任中共国防部长、国务委员。
李尚福不断高升的一系列职位，为其提供了受贿的大把机会。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装备部任职，是军队里的肥缺，“收受巨额钱款”自不在话下。这些受贿行为，只要有人咬出，当事人再“对抗组织审查”基本也是徒劳的。
2023年7月，中共发布了“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倒查2017年10月以来违规违纪的装备采购招标行为。李尚福2023年8月被正式调查前，中共党魁就提前下令搜集李尚福及其属下的受贿线索。
很多行贿的人不会主动曝光自己行贿的丑事，调查人员通常只能掌握一小部分证人和证据。李尚福应有巨额财产，但可能拒绝交代来源，也会被当作“对抗组织审查”。不过，军队纪委的手段估计比中纪委更残酷，李尚福是招架不住的，最终很可能被迫交代了更多问题，并咬出了更多人，等于“对抗组织审查”失败。
魏凤和也被通报了受贿问题。魏凤和1994年开始先后任第二炮兵某旅旅长、第54基地参谋长、第53基地司令员；2005年起任二炮副参谋长、参谋长；2010年12月任中共军队副总参谋长；2012年10月任二炮司令员；2015年12月任火箭军司令员；2017年10月升任军委委员；2018年任中共国防部长、国务委员。
魏凤和的主要经历在二炮、火箭军，这也是很烧钱的军种，贪腐的机会自然多多，二炮、火箭军应该早就是贪腐之窝。魏凤和大概是被落马的大小火箭军将领们咬出来的。魏凤和也试图“对抗组织审查”，当然同样是徒劳的，最终可能交代了更多问题、咬出了更多人。
李尚福曾给谁行贿？
李尚福的通报中还称，他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他人钱款，涉嫌行贿罪”。
李尚福一路升迁，除了不断向习近平和上级军官表忠，还需要向上送钱。中共军队买官卖官盛行，10年反腐后依然照旧。李尚福不敢向习近平行贿，但应该向军委其他人行贿，以获得升迁的机会，再贪更多的钱。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曾是中共军队总装备部的直属单位，李尚福很可能向时任总装备部官员行贿，2003年当上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之后可能开始受贿，提拔给他送钱的军官，然后再往上送。当时的总装备部军官疯狂敛财，大多数现已退休或倒台了。
2013年9月，李尚福进入总装备部，先后任司令部参谋长、副部长；2016年1月任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2017年9月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当时习近平已经上台，李尚福要获得这一系列职位，需要习近平的认可，还需要军委委员的推荐。这期间，李尚福可能向军委委员们行贿，才能得到升迁机会。
中共第十八届军委（2012年至2017年）成员包括：军委主席习近平；副主席范长龙、许其亮；委员常万全、房峰辉、张阳、赵克石、张又侠、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
他们多数已经退休；房峰辉已落马；张阳已自杀；吴胜利2020年也被查，已死亡；魏凤和现在也落马了；只有张又侠还在任。
2012年10月，张又侠任总装备部部长，并成为军委委员，是李尚福的上司。2013年9月，李尚福先后任总装备部司令部参谋长、副部长，直接辅佐张又侠。李尚福2016年1月转任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2017年9月接替张又侠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中共第十九届军委（2017年至2022年）成员包括：军委主席习近平；副主席许其亮、张又侠；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
李尚福若继续行贿，应该仍不敢绕过张又侠。据称，张又侠向习近平推荐了李尚福，李尚福2022年晋升军委委员，后接任国防部长。不知李尚福是否也向其他人行贿。许其亮已退休，之前曾有被查传闻；魏凤和与李尚福同时落马；李作成已退休；苗华、张升民续任二十届军委委员。
如果李尚福也曾向这些人行贿，高压之下很可能被迫交代；但目前除了魏凤和外，尚未看到其他人出事。因此，通报公开的行贿受贿问题，应该并不是真正的大问题，否则会牵连其他军委委员。
“忠诚失节”的只有魏凤和？
魏凤和除了受贿问题，通报还称他“信仰坍塌、忠诚失节”。但李尚福的通报中没有类似的话。
李尚福既受贿、又行贿，按理说问题比魏凤和严重，但通报并未说他有“忠诚”问题。魏凤和只有受贿问题，没提行贿问题，但被加了一句“忠诚失节”。通报玩文字游戏，仅称“忠诚失节”，没有说“不忠诚”或“两面人”，恐怕是中共高层不允许这样说。日前有“红二代”对外放料，称军中有不少“两面人”，正等待机会拿下习近平。这恐怕成了中共高层的一大忌讳。
之前落马的大小官员通报中，时常被冠以“不忠诚”“两面人”“阳奉阴违”“不知敬畏”，还有的被称为“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搞团团伙伙”“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等。这些人都不算习近平亲自挑选的，正好顺手拿掉，落马后还往往被称作“遗毒”。
习近平最看重军队，上台后清洗的力度也最大，应该自认为后提拔的都是忠诚的、没有二心的。魏凤和、李尚福两任防长同时落马，至少是中共党魁看走了眼，军委其他人也难逃其责。虽然中共防长并无实权，但毕竟是军委委员，也是一个门面。习近平抓了10年枪杆子，军队却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假如公开称这两人“不忠诚”或“两面人”，实在有失颜面。
三中全会前，中共才不得不通报李尚福、魏凤和的问题，以便在三中全会上走过场，但这对中共军队和政局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魏凤和“忠诚失节”的问题，应该来自火箭军，估计落马的火箭军将领们都有行贿、受贿和“忠诚失节”问题，几乎被一锅端，最后还要从其它军种调入主官。
习近平掌权10年后，提拔李尚福为军委委员、国防部长，上任半年就被消失，若还称他有“忠诚”问题，不但中共党魁没法对内交代，张又侠、苗华、张升民等都可能被牵连。因此，李尚福即便有“忠诚”问题，也不能说。
李尚福、魏凤和的通报都称，审查调查中还发现“其它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这里面可能包含了“忠诚”问题，但无法明说，只好以此作为敷衍。
魏凤和、李尚福还兼任国务委员，属于副国级官员。副国级官员都不“忠诚”，中共高层将难以在三中全会上自圆其说。即便这两人的通报被降调处理，但仍极具冲击力。通报称，他们“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给“军队建设”和“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
影响到底有多大，中南海应该最清楚。6月17日至19日的中共军队政治工作上，习近平讲话提到“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中共再度把枪口转向内部，防止军队内乱变成头等大事，谁都难获真正的信任。军队整肃仍在高调进行，但贪腐并非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三中全会还有谁可能被通报？
李尚福的中央委员资格，应该在三中全会上被拿掉。
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也是中央委员，他仍在失踪状态、未公开通报，但三中全会上可能会被通报、拿掉中央委员资格。
前火箭军司令徐忠波也是中央委员，他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亮相，不知是否会失去中央委员资格。
前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巨乾生也是中央委员，如今战略支援部队已经解体，他虽然能公开亮相，但目前职位不明，不知是否还有资格参加三中全会。
原战略支援部队政治委员李伟，已转任新成立的信息支援部队政治委员，估计能保住中央委员职位。
秦刚的去向最受外界关注，他的问题至今没有通报，若在三中全会现身，应是一大新闻；若不能现身，估计难保中央委员资格。
传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5月被调查，但没有公开通报，三中全会上可能将露出端倪。
李尚福、魏凤和的通报只是一个开始，7月份估计会有更多传闻被证实，还可能有外界意想不到的消息。中共仍在试图轻描淡写，但随着一个一个盖子不得不揭开，中共军队、政局的混乱之象将再难掩盖，共产党离下台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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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至4月，毛泽东南下视察时，发现在他的专列上被秘密安装了窃听器。得知这个清况后，毛大发脾气，要求彻查。
此事传到中南海，引发一场大风波。到了文革时期，“窃听”，更成为一些被打倒的中共高官的重要罪证之一。
毛泽东大怒
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1961年2月，中国新年过后不久，毛乘专列前往广州。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他在中南海舞会上的舞伴——某托儿所的幼儿老师。
专列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的一个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化平和省委几个人到专列上谈话。
李志绥、幼儿老师、两位女机要员到专列下面散步。中南海机要室的录音员刘凑过来，跟他们一起走。大家正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幼儿老师愕然地问：“你听见我什么话？”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又问：“还听到什么？”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等毛与张化平等谈完话后，立即向毛报告说，火车上装了录音设备。毛雷霆大怒，立即要求负责毛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追查此事。
专列到达武汉后，汪东兴带着录音员刘和梅园招待所的一个电工，赶到火车上拆除录音设备。
然后，录音机、录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等摆放在一个会议桌上。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毛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作为“窃听”的证据存档。
杨尚昆大惊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搞调研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毛主席为在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大脾气，并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赶回北京。
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杨尚昆回到北京后，先后找到中办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机要秘书康一民，中办机要室主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叶子龙等谈录音问题。
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汇报“录音事件”。这天的日记中，杨尚昆写道：“心情不安、坐卧不宁”。
5月8日晚，杨尚昆给毛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件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起商谈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处理意见有三：
一是由毛的秘书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
二是中央书记处批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三是中央书记处根据毛的指示，批评中办机要室，并处分了机要室的三个人——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
一帮人大悲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从1960年底起，就被毛派到河南信阳等地搞调研，他不是专列窃听事件的直接当事人，但他作为中办机要室主任，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中办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当时也不在专列上，不是窃听事件的当事人，也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机要秘书、中办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受到警告处分。
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更多的人受到窃听事件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原中办主任杨尚昆。
毛在文革中打倒的第一个反党集团，就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杨即杨尚昆。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错误问题的说明”，其中，杨尚昆的问题第一条就是：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在这之前，杨尚昆就已被调离中南海。
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来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他还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30日的日记写道：“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31日的日记写道：“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
杨尚昆为何如此心神不定？因为他被免去已担任20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不得不离开已呆了16年的中南海，改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6年5月22日，在广州的杨尚昆被告知：他已被停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免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副书记。因身体不适，5月28日，改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
杨尚昆到临汾仅一个多月，1966年7月3日，中共中央宣布：对他实施“监护审查”，从此，他被监禁长达12年。
叶子龙被由北京卫戎区“监护审查”达七年多。康一民、吴振英已调离机要室，也被揪到学习班批斗，被抄家，后被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监督劳动，直到1979年平反后才回到北京。
窃听事件还株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官员，包括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公安部十二局副局长丁兆甲，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浙江省公安厅原厅长王芳，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谢滋群，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朱汉雄，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总参谋部通信兵部党委常委王诤，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伍等。
毛为何大怒？
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中办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乘飞机从北京赶到武汉。康对汪很不满意。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还是叶子龙都没有这么大胆。康认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这个事，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这次是毛发觉的，怪不上别人。吵的结果，由汪去向毛报告，就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
毛听了以后更生气，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
毛的私生活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
毛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毛认为这是“中央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斯大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
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几个人”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李志绥的这个回忆，可能是真实的。
毛淫乱的私生活被“窃听”，是毛大怒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自从1956年2月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批判斯大林以来，毛心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担心他身边睡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担心这样的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搞政变，夺他的权，或有朝一日也像赫鲁晓夫一样对他进行批判。
谁下令“窃听”的？
1959年11月，毛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谈到中苏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人不要做记录。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要不要录？”毛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
毛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
1980年10月23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办《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称：
一，杨尚昆在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建议中央予以彻底平反；
二，借录音问题强加给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等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翻，彻底平反；
三，1961年1月至4月的录音，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是没有责任的，因而1961年给他们的处分是不适当的，建议中央予以撤销；
四，鉴于所谓“秘密录音”一案株连人员很多，影响很大，建议中央将这个复查报告批转有关单位，以消除影响。
根据上述复查报告，杨尚昆、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在1961年的窃听问题上没有任何责任。
那么，到底是谁决定1961年1-4月在毛的专列上安装录音设备，并派中办机要室会议科的录音员在车上录音的呢？
只能是比杨尚昆地位更高的“中央几个人”了。当时，杨尚昆的顶头上司有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政治局委员彭真等。
毛所说的“中央几个人”，可能就是刘、周、邓、彭了。
文革中，毛将刘、邓、彭全部打倒，对周严加防范，可能与他们下令搞“窃听”有关。
结语
众所周知，中共是全世界最爱搞监控的，包括窃听。这是中共维护极权统治的“法宝”之一。
但是，作为中共高层领导，他们谁都不愿意别人“窃听”他们。毛泽东是如此，周恩来、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等，都是如此。
但是，要得人不知，除外己莫为。
毛泽东大怒“窃听”、千方百计防“窃听”，严惩“窃听”的人。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毛死后，在毛身边做了19年保健医生的李志绥，会在美国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将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关于毛的鲜为人知的密闻公诸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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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赵汗青
前言：因为中共的许多秘密会议都是小范围、不下文、不公开、不给笔记、不给录音，所以文中的许多内容都只能是根据回忆反复修改以保证基本内容没有走样。一些涉及极度机密的事都是在中共高层身边工作过的亲朋和我谈及的，虽然无法实证但可信度很高，也如实记录下来。
为什么要冒着危险给大纪元投稿，因为在体制内我看到了中共在这几年的乱象、乱作为、甚至许多政策达到祸国殃民的地步，但从上到下，从官员到百姓都已麻木、堕落，甘当韭菜、自甘鹰犬。而一些良知幸存者怀报国之心却报国无门，甚至在实际工作中，被迫违背良心做事。所以希望本文对惊醒广大民众有所帮助。
文章内容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记录2024年以来参加市一级会议时市主要领导传达的关于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各地如何盘活资产、开源节流的会议内容。
一、深挖存量资产、活学活用各项政策，将各种经营许可权捆绑打包抵押给金融机构。
1. 逐级深挖各地市场服务中心所管辖的圩站，将这些圩站的经营权以30年的形式打包给社会资本或换取银行抵押贷款，在抵押贷款时，必须使用可靠可信、立场坚定的评估机构做出可靠的价值评估。
2. 在房地产高峰时期各地国企摘牌的各类土地，在自身无法开发的情况下，要积极寻找社会资本接盘开发或抵押银行用于贷款和换抵必还债务，过程中做好评估环节。
3. 各地的国有林场由全市统筹，如是水源林该变更为储备林的要寻找途径积极变更，委托第三方机构做好包装，将林权、经营权按30年为期发包、抵押，如需纳入发改委项目库的，要积极纳入以换取各地银行放款。
4. 供水公司的自来水经营可与污水处理收费一起打包，可按30年为期向银行贷款融资。
5. 各地可将路边停车收费的30年经营许可权向银行贷款或引进第三方平台经营，但要吸取南宁慧泊停车事件教训，做得更圆融更可行，做好各种表面文章，不授人把柄。
6. 加快推进因机构精简而闲置的土地、房屋出租、出让工作，各地资源局要积极配合寻找政策。
7. 各地水库经营许可权可按三十年包装抵押或出让。
8. 旱改水项目、耕地占补指标要用起来。
9. 积极对接争取各种城中村改造项目资金。
10. 勤跑部委办，通过各种途径争取超长期国债。
11. 能挂牌的矿产资源尽量挂牌。
12. 殡仪馆的经营和学校的食堂、代销符合政策的都可以引进第三方平台经营。
13. 公检法要密切配合对各种传销、非法融资、黄赌毒等该收网就收网，各种违法资金要及时充实国库，罚没收入指标只可高或持平，但不可低于去年。
14. 各地税务部门要深挖细挖严厉打击各种偷税漏税行为。
15. 各地城投、乡投等地方国企因债务过重无法融资的要寻找对策金蝉脱壳、成立新的公司、企业进行融资。
16. 融资银行除了四大行外，重点是各种地方银行。
二、各地要保障公检法执法队伍和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切实将公检法执法队伍和公务员的年终绩效转换为月工资并作为保工资手段予以保障，事业单位人员优先保障基本工资，至于是否兑现其它增量根据地方财力许可酌情安排。
三、各地城投、乡投、交投等地方国企招聘人员时必须招录政治立场坚定、服从大局、家庭可靠、保守秘密的人员，不看文凭看立场，不看能力看态度，确保政企两条线不泄密。
第二部分：记录所知道的各个领域腐败案件的查办情况主要是没有向社会公开的部分。
一、政法腐败。因整个领域都已烂透，只举2019年在查办南宁市公安局武鸣分局原副政委黄铭东案件时没有公开的内情：
黄铭东在基层任派出所所长时便已涉嫌强奸未成年少女；其与其他公安局领导、政府官员以入股商行的形式委托当地黑帮进行高利贷放数从而谋取暴利；为谋取职务晋升、摆平举报、打击对手，曾多次向区厅、公安部领导行贿，行贿金额巨大；黄铭东一案受贿及违法所得至少达几千万而非通报中的上百万，在查处他手下一个黑帮头目的银行账号存款就达上亿元。
当地公安系统已经腐败透顶，全局各条线的分管领导都基本参与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执法犯法。除包庇各种黄赌毒外还想方设法帮犯罪分子捞人、减刑谋取暴利。为保护毒贩甚至出动警车帮毒贩运毒；勾结黑帮垄断啤酒、基建、建材、采矿市场；让在押的小偷、盗窃犯到外地实施盗窃，如被群众发现就亮明身份假装逮捕，从中分红牟利。卖淫场所新进美女必先孝敬当地公安，等等。毫无一点人民警察形象。年终各派出所各公安领域必召开所谓的警民联谊会，邀请当地的黄赌毒及各种娱乐场所老板，让各个老板“出血”上供，在查处公安系统腐败案中基本发现所长、大队长、副局长、副政委等领导职务基本都明码标价，如此等等恶行不一而足。
武鸣公安的集体腐败黑化和网络上曝光的唐山陈继志烧烤打人案、云南孙小果“死刑不死”案只不过是全国政法系统腐败的冰山一角罢了。
二、医药腐败。2023年，全国医药领域曾掀起的反腐行动，但后面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因为整个医药领域没有一个是干净的。所以最后只能抓些典型做做样子、应付民意。
三、教育腐败。这些网上都有许多典型案例，不再列举。只能说教育已经集团化产业化所以读书才越来越贵。
四、粮食腐败。为应付纪委和审计，各地粮库除了火烧粮仓外，还跨境运粮应付检查，纪委查到哪里粮食就跟着运到那里！
当然大陆的腐败是全方位的腐败，各个系统没有一条线是干净的，公开通报的金额比查处的涉案金额少许多，一般都要减一个“0”。主要是为了保护政府形象，维护中共统治，查一个正科干部只要他任过部门主要领导，贪腐金额至少百万起步，处级基本千万，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县委书记的买卖价至少300万，不贪千万以上回不了本，有的处级甚至贪污上亿、上百亿，如曾任秦皇岛北戴河供水总公司的总经理、秦皇岛城管局副调研员的马超群仅仅是一名副处级干部，贪污受贿的金额就超过2亿元，辽宁省大连市金州新区管委会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徐长元房产多达2714套，豪车142台，几乎全部过百万。
第三部分：记录自己知道的和身边亲朋谈及的一些中共高层的机密要事。
一、上山造田。自从中共最高当局首提“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位”后，为力保所谓的18亿亩耕地指标，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造田运动。
当时全国各地的城市县区附近好的优质农田因其地势平整靠近交通基本已经被房地产项目、工业项目所占用，为完成各种耕地指标只能向山上找田，所以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山上造田项目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一个不足60万人的小县城2023年投入的耕地改造资金就达到恐怖的6亿元。
而且改造的耕地、农田基本都是忽悠了事，全国范围内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有许多人想不通为什么上层不制止这个荒谬的“上山造田”，我只能说那是他们不知道中共政治的丑陋和虚伪。
只要想想赵高为什么要指鹿为马，毛泽东为什么要“亩产万斤”就知道现在为什么要上山造田了？上上下下所有官员都不想被划到马那一边，都要表忠心、显立场，这就是体制内的处世之道。哪管你民生死活！
二、大数据下每一个人的信息都是透明的。所以，不难解释为什么这些年，人口频繁失踪，而失踪的人许多器官都是被摘取的。我一个朋友的伯父曾任某省主要领导，朋友因身患白血病，需赴京治疗，他伯父动用关系帮他安排医治，主任医生直接告诉他，和他匹配的健康器官有5个！
三、新冠疫苗后遗症严重。也是上面那个朋友在接受白血病治疗时，因他父母亲及祖上都无白血病史，主任医生查看他的新冠疫苗接种纪录后就直接对他说是后遗症。治疗期间，朋友通过和医生的闲聊才知道全国大部分主任医生都以各种理由来拒绝疫苗接种，而中央委员以上级别的基本都是没有接种的（朋友的伯父就没有接种）。
我一家人接种疫苗后也是出现各种后遗症，经侄儿引荐他的医学导师，也明确说是后遗症，他还说这个新冠疫苗的后遗症作为一个课题研究，卫生部那里是有备案的，但为了避免引起各种索赔、纠纷和维护政府形象而不给公开而已，大医院的主任医生都心知肚明，但不敢写到诊断书，因为这有禁令。
目前所知的后遗症有：白血病、白肺、肺结节、失忆、落发、白发、器官衰竭、记忆衰退、视力衰退、骨质疏松等，因人体质不同而表现各异。
四、组织用人系统垄断。这些年经济衰退大家纷纷考公，这是平民百姓的悲哀。高官子弟基本都不用挤千军万马，他们参政的途径基本都是先免试进入国企或事业单位，取得职级后再转入机关单位。比如先到供水公司、地方城投等国企、央企担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然后再去相应级别的政府部门、机关单位任职，或者以特招的名义或者海外留学生招录等等，手段不一而足。
江西周劼讲的本来就是实情，所以才有那种“我家那么多钱都是韭菜供的”大实话。现在基本都是门阀垄断权力垄断，这样说吧，一个平民的孩子在这个体制内你能跻身处级干部比登天还难！
结语：写了那么多就是想以一个体制内人员的身份来打破许多人对共产党的幻想，中国只有结束共产党的统治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共党不倒，每一个国人都是它吸取的养分。每一个官员、警察所贪污的钱财中共都知道，只不过铡刀还没落到你头上罢了，只有结束这一暴政，我们才有光明的未来！才不用道路以目、自欺欺人！
责任编辑：李励＃
6月17日至19日，中共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在陕西延安召开，中共党魁习近平讲话提到“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诚可靠”的人手中。内外情势紧迫，中共党魁担心军权旁落，提出了“政治建军时代要求”，再度把枪口转向内部，防止军队内乱变成头等大事。
内外情势逼迫下的无奈做法
习近平在会议上讲话称，“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军队“在政治上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要“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
新华社的报导没有透露“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了怎样复杂深刻的变化，仅笼统称习近平“深刻剖析当前政治建军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称“这些问题表现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
按目前的国际形势看，中共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矛盾不断加深，中共军队此时最大的任务，应该是随时准备一场可能的战争，无论是中共主动冒险挑起的战争，还是因擦枪走火和误判可能导致的战争。
简而言之，备战才是中共军队现在最该做的。美国及其印太盟友、北约盟友的军队也都在紧锣密鼓地备战。近年来，中共四面树敌，现在正面临四面环敌，尽管中共仍不时挑衅，但也越来越认识到主动开战的后果严重。中共军队貌似摆出攻势姿态，实际正在被迫转入守势。换句话说，相比主动开战，中共可能更害怕挨打。
“世情”如此严峻，中共党魁的讲话重点却不是“备战打仗”，而是“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进一步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诚可靠”的人手中。此次军队会议的主题似乎偏离了“世情”，但中共党魁不仅提到了“世情”，还提到了“国情、党情、军情”。后三者显然更重要，形势也更危急。
对比严峻的“世情”，中共内部的“国情、党情、军情”令中共党魁更忧心。因此，习近平提出要“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只要“忠诚干净 ”的军队干部。
“备战打仗”属于枪口对外，“政治整训”则属于枪口对内。此次会议主要是为了把枪口转向内部，清除军队内部的可能隐患。之前“红二代”对外放风称，军队内部有不少“两面人”，还称一些人要通过政变夺权、推翻习近平等。这样的传闻看来确实产生了不小的杀伤力，无形中增加了习近平对军队的忧虑。
“军队好干部标准”的变化
2014年11月，中共军队曾在古田召开过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讲话既谈到“正风肃纪，惩治腐败”，也谈到“强军兴军”。
当时，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已落马，被当作军队反腐的一个典型，但军队政治工作和军改的主线仍以“强军”为口号。习近平还称“把战斗力标准作为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同时提出“健全完善党委工作”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习近平当时提出，“军队好干部的标准，就是要做到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
10年后，中共在延安再次召开的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又提到了“军队好干部标准”，但没有再提及“善谋打仗”或“实绩突出”；而是称要“改进干部考核工作，提高知事识人穿透力精准度。”
如此明显的变化，应该和近期中共军队的乱子有直接关系。
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内，通过反腐和军改，基本拔除了军队内部江、胡时期提拔的高级将领；第二任期内，习近平不断拔擢自认为忠诚可靠的军队将领，特别曾经有关系的原31军将领。习近平三连任时，终于把亲信何卫东提拔为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各军种、各战区的人事在中共二十大前就安排完毕。
然而，恰恰是习近平认为应该最稳妥的军队出了大问题，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等、时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军委装备部相继出事，军队将领选人失当造成的冲击，颠覆了原来所谓“军队好干部”的标准，或者说都看走眼了。因此，习近平此次讲话才称，要“提高知事识人穿透力精准度。”
4月19日，中共高调宣布成立信息支援部队，原来的战略支援部队被拆分为三块。习近平讲话更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严肃纪律规矩”“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实际上战略支援部队被深度清洗，为掩盖乱局，中共不得不以改组和改名的方式进行。
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共党魁本该更多强调“备战”，“善谋打仗”本应是军队干部更主要的考核标准；但“忠诚可靠”现在却几乎成了唯一的标准。中共军队政治会议把枪口转向内部，表明中共党魁对谁都不再放心，对军队内部的焦虑，远远超过了对外的担忧。
10年后靠政工干部抓军权
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主要通过反腐运动和强行军改，对军队人事大改组，从而掌握了军权。如今，习近平提出“政治建军时代要求”，要“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只要“忠诚干净”的军官。这一任务只能交给政工干部。
中共军队近期的内乱中，军事将领落马较多，政工干部似乎被轻轻放下。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被彻底消失，但火箭军原政委徐忠波却还能在中共人大会议上现身。
军队政工干部日常主要负责监督军事将领，他们通常没有多大军事才能，策划和发动政变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政工干部也更懂得向上献媚，关键时刻知道如何站队，如今显然比军事将领更吃香了。3月28日，中共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晋升为上将，打破了以往的惯例。习近平现在更需这样的政工干部。
习近平讲话称，要“提高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并要求“强化党委书记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
军队政工干部不但要搞政治工作、继续监督军事将领，还被要求“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应该并不是真要他们对外“备战打仗”，主要还是枪口对内。或者说，中共党魁现在对军事将领都不大信任，只好依靠军事能力欠缺的大量政工干部抓牢军权。依靠非军事将领“备战打仗”显然并不靠谱，但这恐怕只是一种公开的说辞，实际是在强化军队内部的互相监督，搞得人人自危。至于之前常提的“备战打仗”和“强军”，大概只好暂时放一边了。
近期从中南海传出消息称，中共高层认为美国在怂恿中共军队进攻台湾，但中南海不会上当。这表明，内外形势紧迫，特别是内部乱局难平，中共高层可能不得不暂时放弃武力攻台的打算，但也故意扯上美国做台阶。中共高层应该也怯战了。
中共被迫做最坏打算？
习近平讲话称，十八大以来，“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还继续提到所谓“新时代政治建军”；并要求“各级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自己摆进来，拿出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推动政治建军”。
“政治整训”与“延安整风”相提并论，看来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中共中央军委一班人和军委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单位主要负责人都被叫到延安开会，应该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大动作。会议前，习近平领着众人参观延安王家坪旧址，1937年8月至1947年3月，这里曾是当时中共军委的驻地。
新华社报导称，习近平听取讲解，观看延安时期重大战役历史图表，感悟当时的领导智慧和艺术。这一提前安排的红色之旅大致透露了中共党魁的真实心态。
1937年时，中共已结束了从江西根据地的大逃亡，残兵败将在延安落脚，但实力仍极其有限，若没有日军全面侵华，中共很可能被灭掉或流亡到苏联。中共打着抗日的旗号，实际为了保存有限的军队，只游不击，基本没参加多少大战役。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发动内战，但前两年始终陷于被动的守势，直到1947年9月才转入攻势，但军委已经离开延安王家坪。
这段历史属于中共被迫蛰伏的一段历史，中共高层只能在窑洞中苦捱，因国民党军队进剿，中共中央还被迫一度放弃延安，进入山区躲藏。中共军队在这样的地方开政治工作会议，表面上是一种红色教育，但也透露了不祥之兆。中共高层恐怕正在做最坏的打算。
美国前总统川普（特朗普）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只要中共进攻台湾，美军就轰炸北京。说者或许无心，但听着有意，这话恐怕令中南海真担心了。中共军队会议不在北京开，偏要跑到延安；很可能一旦开战，中共军委就会从北京撤往延安，虽然不见得住窑洞，但恐怕要长期待在地下掩体中。中共军队的这次会议搞不好就是在做类似的疏散演习，中南海提前准备极限情况下保命了。
中共军队会议仍继续号称“人民军队”，但实际是中共党卫军。6月18日，习近平到青海考察，同日还发出了对防汛抗旱工作的指示。南方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发生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财产损失，但中共党魁有时间到青海考察，却不到南方考察；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并非紧急军情，也照开不误。
习近平发出指示后，中共军网6月19日报导，广东省梅州市多地发生房屋坍塌、电力中断、通信失联、道路受阻、山体滑坡等险情灾情，但梅州军分区仅先后出动10批500余名民兵；武警广东总队梅州支队仅派出59人。福建多地公路塌方、房屋倒塌，福建省军区仅出动官兵和民兵758人；武警福建总队仅出动180余人。
人民有难，“人民军队”正规军甚至不愿参加作秀救援，仅有一些民兵和少数武警出动。中共军队主要将领们都在延安忙于“政治整训”、枪口向内，他们正想着如何人人过关，没有心思救灾，也没有心思打仗，军队甚至不敢轻易调动。这样的政治运动会继续催生中共军队的“虚假战斗力”，也会催生更多的“两面人”。中共党魁恐怕也知道，这根本保不住中共的命。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金岳#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Antonio Graceffo撰文／信宇编译）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对中国目前收入水平设定的贫困线，超过40%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poverty）中，而80%的人口处于贫困（poor）状态。
中共为了使其统治合法化，一直吹嘘其令8亿人摆脱贫困的神话。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中共通过对经济和社会的严格控制，使相当一部分人民始终生活在贫困之中。1959年人民公社大食堂后引发的大饥荒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场饥荒导致多达3000万人死亡，尽管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直到1978年，邓小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市场经济，中国公民才开始赚更多的钱，中产阶级最终诞生。然而，人们的整体经济水平仍然很低。在美国，去除通货膨胀影响因素后，1990年的人均实际GDP为4,000美元，然而中国直到2010年才超过这个数字。
如今，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提供的数据，美国的人均GDP为85,300美元，而中国仅为13,100美元，排名世界第74位，低于墨西哥、哈萨克斯坦和马来西亚等国。中共政府声称，只有0.0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然而，与国际标准相比，中共使用的贫困线较低。根据2010年的价格水平，中共官方贫困线定为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约339.70美元）。这大大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每天1.90美元的国际贫困线。
如果采用更能反映现代中国生活成本和经济状况的较高收入门槛，如年收入12,000美元，估计约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刚刚超过贫困线。事实上，在2021年，47%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为10美元或更少。此后，这个数字有所改善，但仍然保持在40%左右。这个门槛包括城市生活成本的考虑，因为城市生活成本明显高于农村地区。
根据这些数字，中国今天的总体财富与美国1960年的财富差不多。当时，美国把每天21.70美元界定为贫困线。按照这个标准，80%—90%的中国人会被视为贫困人口。
尽管中国的平均收入仍然很低，然而城乡收入差距很大，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高出80%。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大相径庭。农村居民家里一般没有空调，家里可能没有暖气或抽水马桶。农村地区就连公共厕所也往往是狭长的沟渠。
为了提高家庭收入，大量的农村居民不得不进城务工。据估计，中国有近3亿农民工。农民工的平均月薪在525美元到722美元之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户口或户籍制度的原因，他们及其子女可能无法享受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而且大多数人都不在国家养老金和残疾保险计划之内。此外，当这些工人因经济衰退而失去工厂工作而下岗时（这种现象如今已很普遍），他们不会被计入官方的失业统计数据。因此，实际的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的数量远远高于当局数据。（延伸阅读：今年悲惨排行榜热传 失业青年：走向深渊）
另一个显示贫困率较高的现象是养老金的领取。许多中国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严重不足。2020年，中国的养老金平均每月不到24美元。城镇养老金制度覆盖了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然而，农村居民的养老金仅为城镇职工的一小部分，农民工甚至可能什么也领不到。（延伸阅读：为生存无法退休 农民工：干到做不动为止）
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低，中国的人口抚养比（dependency ratio）不断上升，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需要养活越来越多的养老金领取者。为了减少老年人的贫困，必须大幅提高劳动人口的税收，这反过来又会减少他们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
中共有意选择了较低的贫困线来宣称自己已经大大减轻了贫困指数。而事实上，中国现在的实际贫困率明显上升，中共采取的“扶贫”措施等同于更多的政府干预，进一步扭曲了经济。此外，中共政府将不得不从基础设施和其它发展项目中挪用政府收入，以增加针对贫困人口的养老金和社会补贴。
众所周知，中共会一如既往地大肆宣扬其成功地将人民提高到了自己设定的低贫困线以上，同时却故意压制数据，无视许多人仍然处于贫困（尽管脱离极端贫困状态）的事实。显而易见，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作者简介：
安东尼奥‧格雷斯福（Antonio Graceffo）博士，是经济学教授和中国经济分析师，在亚洲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本科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拥有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目前在美国军事大学（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研究国防议题。他为多家国际媒体撰稿分析亚洲经济形势，他还撰写了一系列涉及中国经济议题的著作，包括《一带一路之外：中国的全球经济扩张》（Beyond the Belt and Road: China’s Global Economic Expansion, 2019）和《中国经济简明教程》（A Short Course on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