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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海外社交平台X爆出一辆黑车轿车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视频,引发围观与热议。
视频显示,一辆黑色轿车停靠在新华门前,几名安保人员将司机拖出来,抬着快速跑开,还有几人上车搜查。视频中有人喊“杀人犯共产党”等。
新华门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地——中南海的正门,面对着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共最高权力中心、最敏感也是戒备最森严的地方。深更半夜,竟然有人驾车往里冲。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大事。
司机不是去上访,不是去喊冤,而是明知前面是死路一条也要拚死一博的自杀式的一冲。
中南海内最大的官是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是也。
这个司机拚死一冲,最胆寒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习近平。
2022年,习近平千方百计谋求在二十大上“三连任”,就是因为他深知自己得罪的人太多了,担心他一旦下台,有人找他一家老小算总账。
中共二十大上,习还把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为“以维护安全为中心”。
二十大至今的一年多里,无论民生多艰难,习始终把“保安全”放在第一位,采取了很多“保安全”的措施。比如,由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掌管中央警卫局,助习对现任和退休的正国级高官进行监控;公安管股市;国安管金融;全民抓间谍;在香港强推23条;对台湾极限施压;推广“枫桥经验”,监管最底层民众等。
习为了安全,已到了提心吊胆、寝食难安的地步。
但是,就在安保最严密的中共“两会”期间,突然传出有人驾车夜闯中南海。习还有一天安稳日子过吗?
所有高压手段都使上了,居然还有人冒死犯上。这是有多大的冤屈啊?视频中传出“杀人犯共产党”的喊声,那个司机可能有亲人被杀害,有血债要讨还!
2015年3月4日,也是中共“两会”期间,也是深更半夜,新疆无界新闻网突然发表一封匿名的要求习辞职的公开信。
信中三次威胁习一家老小的性命安全。第一段提到,要求习辞职,是“出于你和你家人自身安全的考虑”。倒数第二段写道:“我们担心,(反腐)这种加剧党内权力斗争的做法,也可能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人身安全上的隐患。”最后一段提到,“为了你和你家人的安全”,请你“辞去所有的党和国家的职务”。
2015年3月29日,那一年的“两会”结束不久,美国明镜博客发表一封署名“171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呼吁立即罢免习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
信中历数习的“五大罪状”:一、公然违反党章,纵容、支持对其个人崇拜;二、破坏法治实施个人独裁;三、不顾国内民生大肆外援;四、祸乱军队自毁长城;五、个人生活糜烂玷污党和国家的形象。
从那时起到现在,海内外骂习、反习、倒习、要求习下台、政变、兵变、民变的传言一直持续不断。
到了2022年10月13日,中共二十大前夕,一个名叫彭立发的市民在北京市海淀区四通桥上,拉起两个大横幅。
其中一个横幅上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封控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另一个横幅上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四通桥事件与2015年两封反习公开信最大的区别有三:其一,它不是发生在遥远的新疆,遥远的美国,而是发生在中共首都北京,习的眼皮底下。其二,它不是匿名,而是真人现身;彭立发明知他做的事会有什么后果,但他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第三,2015年的两封反习公开信可能是在习反腐打虎中被清洗的高官相关的人士发表的,彭立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这是中国底层民众冒死公开站出来反习。
彭立发登高一呼,在海内外引发强烈反响。
就海外而言,据引述Instagram发布相关异议信息的平台统计,截至2022年10月23日,已收到来自全球328多所大学的1500多份反习标语目击报告。
就中国大陆而言,四通桥事件与新疆火灾事件一起,激发了一场遍及全中国的“白纸运动”。11月27日凌晨,聚集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民众,齐声高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2023年2月21日18时许,中共“两会”前,济南万达广场大楼北墙上出现“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大幅标语投影。
为什么海内外对中共的不满都聚焦到习近平身上?主要原因可能有三:
第一、习“三连任”后,从集权走向极权,将中共党政军最高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手上,自然成为中共内政外交所有问题的众矢之的。
第二、习成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积累下来的所有问题的“背锅者”。
第三、习当政11年,头五年,手上还有一手好牌,后六年,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几乎将所有阶层的人都得罪光了。
李克强当总理十年,习一直用各种办法压制李,把李变成到李退休时为止“最憋屈”总理。李退休仅7个月便不明不白地死了。
习打破所有惯例提拔重用李强当总理,这件事本身就得罪了很多人。但是,李强当总理后,习不是让他放心大胆地干事,而是比当初压李克强更甚地压李强。以致于李强比李克强还要“憋屈”。如果说李克强是个受气的“小媳妇”,那么,李强就是个大气都不敢出的“小丫鬟”了,时刻担心出错,时刻担心下场比李克强更惨。
李强是中共名义上的第二把手。李强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其他中共高官会怎么想?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高层是如此,底层呢?
黑色轿车夜闯中南海,可以说,是继彭立发之后,又一个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底层犯上者。
这一事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中共当政75年一直靠“让民众恐惧”而维系其统治。时至今日,民已不畏死了,接下来会怎么样?
习近平吃了安眠药可能也睡不着了。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高义#
近日,中共党魁在中共人大闭幕会议上痛苦的表情在网络上热传,引起了关注。据英国《每日邮报》3月11日报导,习近平当时伸手端起一个茶杯,喝了一口,然后脸上意外露出异常痛苦的表情,其双眼紧闭,脸皱成了一团。
外界怀疑习罹患了某种重大疾病,而今年1月海外曾传出习罹患胰腺癌的消息。网友“KUI YANG-葵阳先生”对此在X平台上表示:“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瞬间,身体方面的痛苦。这个表情一定不是来自于牙痛、关节痛那种浅表性的疼痛,而是来自胸腔或者腹腔。这个表情让我想到的是重则器官癌变,轻则反刍胃酸。”
还有自称“海外老中医”的网友分析认为是:“长期饮酒导致肝受损,并痔疮复发;压力山大,长期撒谎,暴怒导致胃酸过多,胰岛素、胆汁分泌失调,胰脏和小肠腐坏。”
上述通过察言观色得出的结论是否是真相或接近真相,习的保健团队最清楚。作为党魁,习应该有着最好的保健团队,会时时关注他的身体各项指标,包括血压、体重,以及各种细微的变化,并给出解决方案。而习突然出现的痛苦表情,说明其病情有某种不可控的因素,保健团队或许也难给出彻底治愈办法。
无疑,习的健康问题应该是中共的最高秘密之一,习身边的保健医护人员、服务人员、警卫、官员等都是“忠诚可靠”的,并且一定签署了保密协议。但习偶然出现的憔悴面容以及下意识的痛苦表情,也在不经意间向外界泄露了他的身体不太妙的状况。
究竟习的身体状况如何,中共高层健康秘密档案记录的应该非常详细。而老百姓要想知道内幕,大概率需要等到中共解体后将档案解密,就像当年苏联解体后,原苏联领导人秘密健康档案被曝光一般。
2002年6月,大陆某媒体刊文称在苏联时期,连政治领导人的小病小痛都属严格保密的国家秘密,甚至已故领导人健在时的身体状况也鲜为人知。随着禁令的打破和苏联档案的解密,一些苏共领导人的健康秘密被披露。
这些秘密包括斯大林的患病情况。斯大林在年轻时得过天花和结核病,后来还得了慢性关节风湿病。战争时期得了脑血管硬化症和周期性偏头痛及高血压。1945年10月10日至15日间第一次轻度中风,在10月9日至12月17日两个月里,他一直没在克里姆林宫露面。1949年10月初,他再度中风,得了部分失语症。在随后两个月里,他既不在克里姆林宫办公,也没在新闻媒体中出现。在70岁寿宴上,斯大林也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他甚至没起身向祝寿的人们表示谢意,彼时毛也在祝寿的外国领导人中。
1950年至1951年,斯大林在南方度过了整个秋季和大半个冬季。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斯大林不在莫斯科,而当时了解他病情的人则更少。参与治疗的维诺格拉多夫医生只因建议斯大林“不要紧张,把一些权力让给他部下”就被其下狱,这就是所谓的“维诺格拉多夫医生阴谋”案。
由于苏联官方长期隐瞒斯大林的病情,因此当1953年3月1日早上斯大林脑大出血的消息传出后,让不少人大为震惊。一直到3月4日苏联媒体才首次报导了斯大林身体健康状况,5日即宣布斯大林死亡。
苏联继赫鲁晓夫之后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60多岁时先后得了心脑血管硬化症、中风和心脏病。在长达2个月时间里,他都不能开口说话。经过全力救治,回到克里姆林宫的勃列日涅夫变成了一个智力严重下降、患有臆想症和经常失眠的领导人。苏联党政官员走马灯似地接连更换。
70多岁时,如果没有保镖帮助,勃列日涅夫几乎不能行走。后来他又一次中风和心脏病发作,但还是被抢救过来。1982年11月,他在红场检阅完三天后因心机梗塞在睡梦中猝死。而这一切,苏联官方也都竭力掩盖。
还有苏共领导人、也是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患有心脏病、肝病、肺病甚至胃病,但在1996年大选时他选择隐瞒严重的心脏病。他卸任后,还前往中国接受传统中医治疗。
在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如果身体出现状况,都会及时通报民众,但在苏联、朝鲜、古巴、中共国等专制国家,对于领导人的健康都是讳莫如深。中共隐瞒高层病情也是由来已久。
比如毛泽东晚年身患多种疾病,但却连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其真实病情。1971年,毛患上了肺炎,血压也不断升高;1972年1月,竟然首次发生轻度昏迷,政治局为此还召开了会议,但在姚文元的“威胁”下,医疗小组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的议程被取消了,而毛也因不认为病情严重而拒绝配合医疗小组的医治方案。
此后,因尼克松要来访,毛选择了积极治疗,但2月初,毛再次昏迷,正在西华厅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马上中断会议,赶到中南海。医疗小组按照周的方案施救,毛病情出现转机。
1974年,毛的病情在表面上似乎有了好转的迹象,但实际上却有严重的趋势,双眼因白内障近乎失明,右侧身体也出现麻痹,此后还发现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病。据说,毛病情的危重程度,此前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三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
1975年秋天,毛病情再次出现反复,气喘加重,语言不清,行走也显得更加困难。1976年,毛先后出现三次心肌梗塞。从8月下旬开始,毛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9月9日零时10分死亡。无疑,对于毛的病情乃至死亡的准确时间,中共都是费尽心机隐瞒的。
除了毛,中共对于周恩来、邓小平、黄菊、江泽民等高官的病情也是百般隐瞒,因为他们的健康状况都牵涉着政治权力的争斗。
从中共隐瞒高层病情的历史看,从苏联领导人的健康真实状况是在苏联解体后才被公开看,习的真实病情公诸于众只能是在中共解体后。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习的健康状况对于中共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党内党外无数双眼睛都在紧盯着呢。
责任编辑:莆山#
北京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管理不善 毁掉了这座城市对中国的大部分意义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Milton Ezrati撰文/信宇编译)多年来,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紧俏的房地产市场。住宅地产和商业物业的价格如此之高,以至于特区政府征收了各种税费,以抑制购买、减少需求,旨在创造一个更加负担得起的环境。
尽管高昂的费用给人们带来了困难,然而这也表明这座城市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居住和经商之地。即使在1997年中共从英国手中接过这座城市的主权之后,这些吸引力依然存在,促使众多外国跨国公司在这座城市设立办事处,也促使外地人士在这里安家落户,以便就近开展业务。
然而2020年,北京打破了英国留下的亲商法律制度,这些吸引力开始消失,而且消失得很快。外国公司纷纷迁出香港,许多人才也纷纷选择逃离。房地产价值暴跌,这实际上宣告了香港吸引力的消亡,也宣告了香港对中国大陆的作用正在减弱。
北京2020年的对港举动并不是它第一次试图消灭香港的吸引力,尽管这无疑不是它的本意。2003年,中共曾试图干预香港对个人和商业合同的法律保护,而当时正是这些法律保护使这个“特别行政区”成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工作和经商之地。当时的本港大规模抗议迫使北京当局让步。
尽管2020年同样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然而这次北京并未选择退缩。北京制定了《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Law,简称NSL),并动用了大量警力和军力强行推进此事。随着该法的出台,香港对合同和个人的法律保护也随之终止。许多企业几乎立即开始撤离香港。
这个事件对本港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据,自《国安法》生效以来,约有70万中国人离开了香港。外国居民也离开了香港,然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全球银行、航运公司和其它企业也离开了香港,前往更自由便利的地方。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大通(JP Morgan)等大公司已将资产和人员转移到其它亚洲地区,如新加坡等。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在香港运营的美国公司中约有40%已经离开,而仍在香港运营的外国公司中亦有一半表示有意离开。自2020年以来,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市的新股票和债券减少了约90%。
据加拿大著名的智库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的研究员乔恩‧哈特利(Jon Hartley)研究估计,即使中共政府没有在2020年做出香港法律改变,香港今天的人均收入也要比本来的水平低10%左右,主要因素是COVID-19全球疫情的影响以及中共政府拖延中国经济复苏的“新冠病毒清零”措施等。
在这种外商急速外逃的大背景下,香港房地产自2021年以来贬值约25%也就不足为奇了。去年,一手和二手市场的房地产交易总额仅为500亿美元左右,比2019年下降了30%。在过去的18个月里,超豪华住宅的价值下降了四分之一。市场上的房屋库存达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租金也有所下降。据计算,目前此类房产的租金收益率仅为3%。由于严重依赖房地产,城市预算也受到影响,预计4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将出现130亿美元的赤字。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普遍放缓也是导致本港经济崩溃的原因之一,因为香港具有的主要吸引力之一就是毗邻曾经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高利率也是一个原因,因为香港与美元挂钩,迫使香港当局跟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而不是跟随中共央行的步伐选择降息。然而这两个因素都不能解释上文所述的巨大经济下滑。企业完全可以等待利率政策的改变和中国经济的回暖。过去,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原因在于新的《国家安全法》,以及它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香港的商业环境。
为了遏制房地产价格下跌的步伐,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撤销了十多年前为抑制价格上涨而制定的法律:对非永久性居民征收的15%印花税(stamp duty)和对现有业主征收的7.5%印花税现已取消。该市还取消了对两年内转售房产征收的炒卖税(flip tax)。签证规定也已放宽,以鼓励外来人才流入本港。虽然香港当局做出这些改变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可能会减缓价值缩水的速度,然而这也预示着某种恐慌。
归根结底,香港所能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根本上的问题:国安法。更糟糕的是,北京正向香港施压一项更为严格的安全法,外界称为“香港基本法第23条”。这项新法律虽然表面上只针对外国特工,然而迄今为止只起诉了中国公民。可以肯定的是,香港曾经对合同和个人提供的极具吸引力的法律保护,如今早已荡然无存。毫无疑问,新加坡乐见这种情况的发生。新加坡正在因此从香港获得大量的业务、人才和财富。
与此同时,北京中南海的一众高官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或者甚至根本不关心,他们正在杀鸡取卵,正在扼杀曾经经常为中国经济下金蛋的母鸡。
作者简介:
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是纽约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简称SUNY)布法罗分校人力资本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的特约编辑,亦是总部位于纽约的知名传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入职Vested之前,他曾担任Lord, Abbett & Co.等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和经济学家。他还经常为总部位于纽约的《城市杂志》(City Journal)撰写文章,并定期为《福布斯》(Forbes)撰写博客。他的最新著作是《即将到来的三十年:未来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统计学和我们的生活方式》(Thirty Tomorrows:...
2024年3月8日,台股早盘冲上20065点,终场上扬91.8点,收在19,785.32点,2万点大关昙花一现,但仍创新高。媒体报导,台股写下几大亮点,包括:盘中、收盘指数首度冲破2万点、连5天创新高、连8周上涨、市值今年以来增6兆元,外资单日买超金额史上第11大。
关于台股2万点,立委询问行政院长的看法,陈院长表示,这对台股来说是个里程碑,对股市来讲是好消息。院长又说,对于台湾经济展望,“股市是国家经济的橱窗”,希望未来各界一起努力,让经济越来越好。而立委也表示,台湾的外资净汇入,从2017年到今年1月底,绝对值一直提高,显示外资看好台湾经济。
虽然股市2万点普遍受到欢迎,但是否代表经济蓬勃发展,或者表示股市炒作热络,而外资的流入股市,是否就是从事炒作,而台湾会不会重演“成为一座漂浮的赌城”,也再再令人忧心。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忧虑,实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台湾在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中,就曾上演过一场轰轰烈烈的金钱泡沫游戏,重创台湾经济。
话说1980年代的台湾,由于“游资泛滥”,众多资金被引入“金钱游戏”狂流,再加上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善心管制,在供给严格管制及起初不忍见股价下跌,甚至进场护盘的情况下,台湾股市起狂飙,进而带动房地产的炒作。虽在1988年9月24日“重课证所税”引发股市长黑,但拗不过投资人的抗议下,不但以七折八扣的方式弄得证所税面目全非,窒碍难行,而且在情商大户护盘下,股市再度恢复热络,当年底的股价指数突破五千点,涨速也突破世界纪录。进入1989年,股市更是一路狂飙,“全民运动”的封号不胫而走,该年9月,指数又突破“万点”。此种疯狂的股市游戏下,带动了服务业蓬勃发展的风潮,而耐久性消费财和声色犬马场所也生意兴隆。在该种繁荣景象普遍弥漫之际,已有不少有心人士忧心忡忡,眼见股价愈飙愈高,担心泡沫股市的拖延崩盘,势必造成更为悲惨的后果。
在台湾成为一座“漂浮的赌城”之际,已不断有人指出危机所在是“腐蚀人心”,亦即人性的贪婪被诱引,因而对实际生产工作愈见疏远,一般升斗小民不分老少涌入股市,所谓的“菜篮族”就是代表。“走短线”的心理一旦形成,好逸恶劳的懒性也随即出现,紧守生产工作岗位者在类似“五鬼搬运”的操作下,固定的所得“相对地”减少,所得分配的劣化也愈见明显。结果是,工作伦理逐渐减弱丧失,市场上的不平之气不断扩散弥漫,连带的“暴力”行为也逐渐成风,再加上政治纷争激烈,斗争和暴力事件纷传。于是“原本意气风发者沈寂了,满怀希望者失望了,自我放逐者增加了,整装出走者也络绎于途了。”一时之间,大小企业的外移竟成风气。
尽管风波连连,但在股市仍然呈现一片荣景下,经济成长指标还都持续着差强人意的表现。不过,股价指数在1990年1月飙涨到1万2千点之后,开始下跌,到了六月,已经大跌至5千点,创下了快速下跌的纪录,泡沫已破甚嚣尘上,“崩盘”危机来到,由股市荣景支撑的房地产、汽车、娱乐等等服务行业,同步呈现停滞。股市到当年八月,竟跌破三千五百点,不只经济衰退,整个社会充斥悲凄局面,而当时出现的《1990台湾人》这首歌的歌词可说描绘得异常写实,如“台湾股票淹肚脐、台湾厝价淹下骸、台湾枪子淹目眉、台湾人的心事无人知。……无壳蜗牛置咧街头抗议,伊讲想要租嘛租抹起,……出门小心不要踩到枪……”。尽管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还是历历在目的可怕。
那么,台湾股市1万点起落的住日情景,会不会在今日台湾股市2万点关卡起落时重演?虽说今日的台湾股市已非常成熟,政府的干预也异常灵活,而台湾股民也非吴下阿蒙,但赌性是否适度,外资炒作能否有效因应,最重要的,“游资是否太多甚至泛滥呢?”由“大撒币”已是全球化,而低利率也是主流观点和政策来看,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为要。由“通货膨胀”还是虎视耽耽,而金融面和实质面仍存在大差距,且“金融现象”、甚至“金融咀咒”早已出现而言,的确不能掉以轻心,大家还是保守、撙节点才好!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3月11日,中共“两会”已闭幕。有人曾预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或在此次全国人大会上被任命为新外长。但此次中共全国人大没有任命新外长。
中共新外长为什么难产?因为能够被中共党魁习近平信任的人实在太少。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人才大国,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香港,在海外,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如果当政者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国什么样的人才都有。
但是,习上台11年来,选人用人一直都在与习有关的“小圈子”里打转转。这些小圈子包括媒体上经常讲的所谓“浙江帮”“福建帮”“清华帮”“陕西帮”等。由于习选人用人视角狭窄,且选人用人“定于一尊”,导致当今中共政坛人事乱象丛生。
党内人事乱象
中共二十届政治局常委中,李强排名第二,蔡奇排名第五。如今,习却把蔡奇实际摆在了第二把手的位置上。有人甚至将今日中共高层权力格局称为“习蔡体制”。
蔡奇在习之下,既管“笔杆子”,也管“刀把子”“枪杆子”。
蔡奇是分管宣传机器的政治局常委,“笔杆子”自然归他管。蔡奇是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他手下有两名书记分别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公安部长王小洪出任。政法委、公安部是“刀把子”,这样“刀把子”他也管。蔡奇还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中央警卫局的领导,这些“枪杆子”也归他管。
这三项权力一项比一项重要。中央警卫局负责现任和退休的正国级高官的安保。这样,习之下的所有正国级高官,都处在蔡奇的监控下。
习把蔡奇摆在李强之上,李强会怎么想?这不是明摆着不信任李强吗?李强会忠于习吗?
习把蔡奇摆在李强之上,习真的信任蔡吗?习第一任期内,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是排名第六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为了拉住王岐山助他清除政敌,习把王岐山实际摆在仅次于习的位置上。当时,有人将中共高层权力格局称为“习王体制”。
但是,到了习的第二任期,习对王岐山的一些亲信毫不留情地清洗,使王迅速边缘化。从习对待王岐山的态度看,习不可能真的信任蔡奇。
蔡奇与习也不是什么患难之交,只不过现在习得势,蔡要往上爬,不得不攀附习。一旦习大势已去,蔡可能马上变脸。
习把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的蔡奇实际摆在第二把手的位置上,除排名第二的李强感到憋屈外,排名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的常委,又如何看习?
他们只能认为习疑心太重。加上习此前重判了可能成为接班人的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将可能成为接班人的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打发到全国政协坐冷板凳,他们只能感到伴君如伴虎,不知什么时候被“虎”吃掉,也不可能真忠于习。
政府人事乱象
习第一、第二任期内,通过建立十多个委员会或领导小组,自任委员会主席或领导小组组长,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权一个接一个地拿过来,结果,李克强成了到李退休时为止最弱势的总理。
2022年10月27日,李克强退休仅7个月,突然不明不白死了。这对政府高官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习在谋求“三连任”的过程中,不顾选人用人的常识,把没有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甚至没有在任何一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属委、部、局、办当过一把手的李强,硬生生地提拨重用为国务院总理。
这似乎显示出习对李强的特别信任。但是,李强就任总理至今,习不仅让蔡奇压李强一头,而且对李强的权力作了更多限制。比如,将一些重要政府部门,直接收归中共中央管。到此次两会,习竟然取消了已实行30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
如果说,当初李克强当总理是个“小媳妇”的话,如今李强比“小媳妇”还不如,顶多算个“小丫鬟”了。
习对李克强十年的压制,让许多政府官员与习貌合神离;习让李强当“小丫鬟”的做法,只能使更多政府官员与习离心离德。
军队人事乱象
习最重军权。在中共二十大上,习为了稳定军权,特别将已到退休年龄、已是72岁高龄的张又侠,留任军委副主席,将张又侠的老部下李尚福,提拔重用为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但是,二十大结束不到一年,李尚福被免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职务。张又侠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时的一批老部下相继被查办,包括原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后调任南海舰队司令员的鞠新春(中将),原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张育林(中将),原装备发展部副部长饶文敏(少将)等。
习的新一轮军队反腐将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置于非常难堪的境地,习、张之间已心生芥蒂。
不仅如此,习亲自提拔重用的一批军队高级将领也被查办。其中包括:原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第一任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上将),第二任火箭军司令员周亚宁(上将),第三任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原空军司令员丁来杭(上将);火箭军副司令李传广(中将),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中将),火箭军原副司令、后调任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张振中(中将),火箭军装备部原部长吕宏(少将)等。
原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中将)上吊自杀,可能与被查有关。
习亲自提拔重用的这些高级将领接连不断出事,实际上是在打习自己的脸。
去年7月31日,习晋升王厚斌、徐西盛为上将,两人分别任火箭军司令员、政委。
火箭军是习2015年军改后成立的,掌管携带核武器的中程、远程、洲际导弹的战略军种。对于火箭军的军政主官而言,如果没有长期在火箭军服役的资历,要想让火箭军官兵上下服气,是很难做到的。
习新任命的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政委徐西盛,从未在火箭军服役过。王厚斌来自海军,徐西盛来自空军。
习的这个任命表明:第一,火箭军的腐败可能超想像;第二,习对火箭军的现有将领不信任;第二,习新任命的这两个人在火箭军中难以服众。
此外,习“三连任”前,查办了170多名高级将领。这些高级将领及其家属、子女、后台,个个对习恨之入骨。
以上情况表明:习上台11年,并没有稳固地掌握军权,相反,军中反习之人很多。
中台办人事乱象
统一台湾是习的一大梦想。目前,习正在加紧武统台湾的准备。也就是说,在习的议事日程上,台湾问题已成重中之重。
按常理,习应该任命一位强有力的实权人物,协助他处理台湾问题。这个人如果不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至少应该是中央委员。
但是,习任命的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宋涛,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而是一位已到退休年龄,已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职位上退下来,到全国政协养老的二线人物。
外交人事乱象
在外交系统,中共二十大前,习似乎发现了一个特异的优秀人才——秦刚。
2021年7月,在中美关系处于建交四十多年来的最低点时,习突然提拔重用秦刚为中共驻美国大使。此前,秦刚从来没有从事对美外交的经历。
2022年10月,秦刚任驻美大使仅1年零3个月,习提拔重用秦刚为二十届中央委员。秦刚成为1978年中共实行改革开放44年来首位入选中央委员的驻外大使。秦刚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并没有突出的政绩,美国政府也不待见他。
2022年12月30日,等不到两个多月后的“两会”,习便急匆匆地提拔重用秦刚为外交部长。
2023年3月12日,秦刚任外长仅两个多月,习又提拔重用秦刚为国务委员(副国级)。57岁的秦刚成为中共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通常情况下,中共官员从正部长级晋升副国级,至少需要五年时间。秦刚却只用了不到三个月。
但是,习火箭般提拔重用的秦刚,很快就火箭般坠落。秦刚任外长、国务委员仅7个多月就被免职!
秦刚被免外长后,习找不到新外长人选,只好让已当了10年外长,已卸任外长,担任中央外办主任的王毅兼任外长。这种安排只能算一个过渡。
1月12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高调访问美国。不少人认为,刘建超可能是中共新外长的继任人选。此次访美是为他在3月的全国人大会上接任外长热身。
现在,中共“两会”已闭幕,刘建超没有被任命为新外长。已经71岁、兼任外长已7个多月的王毅,不得不继续成为秦刚的继任者。
中共新外长为何难产?
从上述中共人事乱象中可见:习选人用人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圈子狭小。
第二,疑心太重。即使是在狭小圈子内选出的人,也没有一个真正获得习信任的。习顶着巨大压力选择李强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但习并不信任李强。
第三,以习的自我感觉为重。比如秦刚,长期从事对美国外交的外交官很多,习为什么不从这些人中选驻美大使而选秦刚?中共驻外大使有180多个,习为什么不从其他人中选中央委员而选秦刚?中共在职正省部长级官员有280多个,习为什么不从任职五年或五年以上的人中选国务委员而选秦刚?
秦刚在外交部并没有特殊政绩,只不过在任礼宾司司长时把习伺候得很舒服,善于讨习欢心而已。习就以为秦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只要不断给他加官晋爵,秦刚就会对他感恩戴德,对他忠心耿耿了。
习超常规地提拔重用秦刚,得罪了很多人,包括长期从事对美外交的外交官,长期驻国外的大使,许多任正省部长级五年或五年以上的中共高官。
但是,在短短几个月后,秦刚便出事了。秦刚被免职,打击最大的人不是秦刚,而是习近平。
尤其是,秦刚出事之后,习亲自提拔重用的一批高官接连不断出事,将习识人不准、选人不对、用人不当在全世界曝了光,更是让习颜面扫地。
至今习仍找不到合适的外长,除圈子太小,疑心太重外,现在习对自我感觉也缺乏信心,担心搞不好又选个“秦刚第二”,于是,新外长人选一拖再拖,也难以定夺。
结语
习选人用人的第一标准不是才能,而是是否忠诚习。
忠诚源自内心,而不是口头。内心的忠诚源自哪里?源自当政者是否值得忠诚。
习上台前就是一个政绩平平的普通官员。习上台11年,中共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死胡同;香港已沦为“国际金融遗址”;台湾朝野政党都拒绝习的“一国两制”统一方案;中共外交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官员都会权衡:我为什么要忠于习?习得罪那么多的人,如果习倒台了,我怎么办?
习一直在以高压手段强制官员忠于习。但高压不能赢得忠诚,只会造就“两面人”。在习的高压下,中共体制内的“两面人”越来越多。而口头喊“忠诚”的人,习又不放心。
于是,不仅新外长难产,中共人事乱象还将继续下去。
习弄不好最后众叛亲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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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半小时的中共“人大”闭幕式,上演了一个小插曲(见照片):李强突然俯下身去,左手伸到桌子下面似要捡拾什么东西。坐后一排的王小洪,对李强的举动似有关注。坐在李强左手边的蔡奇,却一动不动,微闭双目,表情冷漠。坐在李强右手边的习近平,阴沉着脸,盯着李强。
这幅照片堪称本次“两会”的点睛之笔,形象的表露了中共最高层的动态。李强虽然是习一手提拔的,但习仍提防着他(当然,不论谁坐在国务院总理的位置,都是习防范的对象)。习的第一个安排,是伴李强而坐的蔡奇。蔡奇看似一块石头,却是一个刺刀见红的角,有意无意的就在压制、牵制李强;表面上目不斜视,其实把李强防得死死的。王小洪则是第二个安排,坐在后一排,作为监察者、策应者,监控李强,同时也防蔡奇。
当前的中共最高层(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在习之外,王小洪、蔡奇、李强三个人最有权势。而习对这三人,真实心态是什么样的呢?
先说李强。2002年10月,习近平开始主政浙江。这年4月,43岁李强已是温州市委书记。习看上了李强,2004年11月将其擢升为浙江省委秘书长,这是李强仕途关键的一步。2012年底习上台后,李强是重点栽培对象。2013年升为浙江省长,2016年6月再升为江苏省委书记,2017年又升上海市委书记,直至2022年“二十大”成为排名第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次年出掌国务院。没有习,就没有李强的今天。李强的“店小二”特点,是习将李提拔为总理的关键因素。而李强接任总理后,立即自我矮化,积极将国务院降格为习中央的执行机构,主动拉开自己与习的距离,出国连包机都不敢坐。这次“两会”,又无预警取消了延续30年的总理记者会。习李之间,类似于过去东家与掌柜的关系,习要求于李的就是听话、能干活,谈不上有太多的私人感情。
再看蔡奇。蔡奇小习两岁,与习经历类似,当过工农兵学员,1983年调入福建省委办公厅,1993年到1996年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习近平1990年任福州市委书记,1993年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1996年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蔡最迟在这段时间已经结识。有论者称:身为省委办公厅几名副主任之一的蔡奇是被明确“服务近平同志”的;1994年3月蔡奇挂职三明市委副书记(1996年9月正式出任)、1999年5月蔡奇跨省交流调任浙江衢州市长,都是习近平为蔡奇安排和设计的。习在浙5年间,蔡奇升迁缓慢,是习有意为之。2007年习调任上海之际,才将蔡奇提拔为杭州市长。习2012年底上位后,蔡奇仕途开挂,2013年11月任浙江副省长(李强副手),2014年3月调任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16年10月后为主政北京,追平李强。2022年“二十大”晋升政治局常委,虽排名第五,却实权在手(比如兼任中办主任),势头压过李强。这既是习近平的故意玩平衡(以蔡奇的党务系统抗衡李强的政务系统),也是因为习蔡之间有着长期的私人关系(算是一定程度的伙伴),所以才让蔡奇成为监察李强的第一人。习对李强、蔡奇的亲疏之别,一目了然。
习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不会轻易信任一个人;如果一定程度上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一定与习有“铁的关系”。如果有这么个人,这个人应是王小洪。王小洪小习4岁,习1990年任福州市委书记,1993年8月提拔王为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小洪与习近平关系之深厚,据说早年习的女儿曾寄住王家。王小洪与蔡奇不同的是,一身都在公安系统,在习心目中被定位为“大保镖”,职位不一定最显赫,但一定是最被习信任的。2012年末习上台后,立即安排王先后出任河南省长助理兼河南省公安厅厅长、北京副市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部长,“二十大”之后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王的权势仅次于历史上担任此职的周永康,超过他的顶头上司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王是政法委副书记)。对习而言,两面人太多。猜疑心使他对谁都难以完全放心,用蔡奇防伙计李强,又用铁兄弟王小洪防伙伴蔡奇。习对王小洪的信任,又在对蔡奇之上。
但习对王小洪就绝对信任了吗?这也难说。李强和蔡奇分别为福建帮和浙江帮的头头,
明睁暗斗,走不到一起;但王小洪与蔡奇都是福建帮,如果两人联手,这对习是不是风险?习也不得不防。一个招数是在王小洪与蔡奇之间打楔子。前段时间,传言王小洪要接蔡奇的中办主任位置,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另一招,则在蔡奇、王小洪之间,又安排了一个中央警卫局局长周洪许。中央警卫局直接负责习近平和其他正国级官员的安全。蔡奇虽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是周洪许的直接上司,但周洪许只听命于习近平,在这方面蔡奇根本不敢插手,害怕犯忌。表面上看,王小洪与周洪许也没有交集,两人各不相干。周洪许只是习的贴身警卫,对外没有多少交往,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也就压抑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这样一环套一环,习尽可能地在分散风险。
概而言之,习近平与李强、蔡奇、王小洪的真实关系,一边利用,一边防范。利用,依据的是这几个人的能力和个性特点;防范,则是依据亲疏之别,决定信任层级,而且还是个连环套,人人都在套中。
那么,习这样就高枕无忧了吗?非也。第一,中共来到世上就是一个“斗”字,党魁独揽大权也无法消除内斗,时时都在“斗”中,内心总是恐惧的,这就使政局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第二,当今中共已是末路,习内外交困却拒不认错,板子斗打在别人身上,一旦形势危急,反戈一击的人必然很多,其中可能就有习所信任的人。出现中共版的普利戈津,也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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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两会闹剧又一次落幕了。较之以往,一个明显的感觉是,无论是与会的高官表现,还是中共媒体的宣传,都旨在突出“领航掌舵”的中共党魁,弱化其他常委们的地位,而除习外的六常委也非常自觉地保持低调,在吹捧党魁之际,处于“无我”状态。
据官媒报导,除了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归于习的“领航掌舵”,归于“习思想的指引”外,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也都在发言或分组讨论时,将各项工作成绩、成绩的取得,归功于习的“领航掌舵”,归功于“习思想的指引”。不仅如此,这几个常委也都再次提到效忠时的标配“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等。
至于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虽在今年公开报导中无“领航掌舵”之语,但前两年其早已说出此话。而今年他依然吹捧有方,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
中共常委们的言外之意,就是没有习的领航掌舵,没有习思想的指引,他们是会出问题的,是不会取得成绩的。换言之,如今糟糕的各种局面,也同样只能归因于习的领导。谁又能说六常委没有甩锅的心思呢?
此外,李强对于取消总理记者会、国务院被弱化,也是欣然接受。常委们发言也是处处围绕习核心。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六常委对习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俯首帖耳呢?有人会说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是习一手提拔上来的;王是三朝元老,于习“有恩”,他还与赵留任涉习与其他派系的交易,二人皆属于见风使舵之辈。不过,习让这些浸染在官场多年,也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的高官对自己保持一定的忠诚,仅仅是提拔和交易是不够的。
通常来说,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保持忠诚,无外乎主要是感佩其品行、有利益驱动、心怀恐惧。就习与六常委的关系看,应以后两者为主。
苏联作家丘耶夫在其著作《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中,描述了苏联高官莫洛托夫与斯大林间的很多故事,包括斯大林的权术。斯大林控制苏联政府高官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是实行官职等级名录制度。二是红包制度。三是依靠克格勃监控高官。
据说斯大林的小圈子主要是政治局的五六个人,此外还有一个苏联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官名录,这些名录上官员分为三等,都可以享受国家提供的一切免费的福利:免费的别墅、免费的医疗、免费的专车等等。用莫洛托夫的话讲“一切国家都包了”。
不仅如此,斯大林每月还直接给高官们提供资金奖励,即所谓的“红包制度”,大约是工资的1—2倍。
在施以利益上的好处外,斯大林还通过秘密警察克格勃监视所有高官,获取他们的把柄,也让他们心生恐惧,不敢违抗和背叛斯大林。
历史总是相似的。习上台后虽然高调反腐,但外界观察却是其以反腐的名义拿下不少其它派系高官,为自己掌权扫除障碍,而对于那些忠诚于自己的腐败高官,习则视而不见。去年被习提拔的众多火箭军高级将领、国防部长、外长被拿下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不忠诚”。
因为担心高官们不忠诚,习除了通过国安监控在任卸任高官外,还通过安排安插专职秘书、专职司机、专职厨师、专职护理等,监视监控其他高级领导人和政治老人,把“秘书帮”变成习派的眼线或卧底。曾有消息说,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出事,就源自他的秘书告密,告他有反心或里通外国。
可以说,六常委至少表面上对习俯首帖耳的原因同样也是利益驱动、心怀恐惧。他们吹捧阿谀包裹下的忠诚,只能是利益交换下的忠诚,只能是对权力恐惧下的忠诚。一方面,他们与习属于“命运共同体”,虽然他们内心未必认同习的“左转”,但一旦习出事,他们的命运也可能发生逆转;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与习唱反调,下场可能与胡锦涛、李克强等人相同,而且谁又能说得清他们身边的秘书、警卫等有没有在监视他们呢?
也基于此,六常委们选择了习所喜好的表忠心方式。但是他们真的忠诚吗?苏联曾有这样一个笑话:上帝赐给人三种品质:忠诚、聪明、党性,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三者兼有。因为人如果是聪明和忠诚的,他就没有党性;如果他是忠诚和有党性的,他就不是聪明的;如果一个人聪明和有党性的,那他就不是忠诚的。六常委认为自己拥有哪两种品质呢?
事实上,苏东和那些极权专制国家早已提供了结论,那就是最高统治者与官员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政治忠诚,有的只是利益的交换和权力的争斗,真正的忠诚和权力、利益是无关的。比如斯大林中风后,他的几个所谓的忠诚下属竟然故意拖延救治时间,等着其咽气。如果类似的情况在北京发生,貌似忠心耿耿的六常委们会如何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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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它们(中共)总是有两个首脑——党魁和国家总理。”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吴阿尔弗雷德(Alfred Wu)说,但现在,只有习近平一个人,“没有人是第二名”。
吴阿尔弗雷德说得没错。
据笔者个人观察,刚刚落幕的今年中共两会给外界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地位进一步升高;而中共总理李强的权力则进一步被削弱,地位进一步被矮化。
我把这种变化概括为“习升李降”。
“习升李降”清楚地反映在以下五大迹象中:
迹象一:取消总理记者会
总理记者会不仅是中共展现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更是中共总理一年一度的高光时刻。取消总理记者会不但关上了这扇窗子,也是对总理个人的侮辱。它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即便李强是习家军的核心之一,中共的二号人物,习也并没有把他的权利和尊严当回事,甚至可以完全置它们于不顾。
迹象二:修订《国务院组织法》 明确国务院坚持党的领导
此次中共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共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修订草案总共20条,修改条文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在草案第三条新增国务院“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等内容。
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两会期间称,这次修法的首要政治要求,就是“明确国务院坚持党的领导,明确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国务院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
此次修法被外界认为是继取消总理记者会之后,习近平扩大个人权力的又一举措,进一步从法律上降低了中共国务院的位阶,削弱了李强的总理之权。
迹象三:政府工作报告高调捧习又创纪录
总理记者会被取消,国务院沦为党中央的办事机构,李强不但没表示任何不满,还加倍捧习。在16,000多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强16次提起习近平,而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14次提及习近平。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前任像李强在政府报告中把总书记抬得如此之高:“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一切归功于习近平这样的表述,令人想起文革时最流行的一句话——一切归功于“伟大领袖”……
迹象四:李强被从人大主席团名单中除名
据中共官方3月4日公布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名单,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中,独缺了李强和丁薛祥,而另外5位常委都在列,包括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而在去年的全国人大主席团名单中,李强和丁薛祥则名列其中。
对比去年和今年的名单发现,去年主席团名单中的192人,有17人被剔除,同时新增6人。
被除名的17人中,除了已落马的李尚福、秦刚、董云虎外,还有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剩下的13人则全都是国务院系统的高官。包括李强、丁薛祥,另外3个副总理刘国中、何立峰、张国清,3个国务委员王小洪、吴政隆、谌贻琴,中共最高法院长张军、中共最高检检察长应勇,还有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中共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中共财政部部长蓝佛安。
尽管目前李强名义上仍是中共排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但单从上述名单来看,李强的地位似乎已在其他5名常委之下。
迹象五:李强在主席台上对习近平亦步亦趋
据自由亚洲电台社交媒体X官方账号贴出的视频显示,中共政治局常委等人入场时,早已在主席台上就位的其它官员都起立并鼓掌。习近平带头走在前面,除了本身头有点歪之外,画面看起来似乎是目不斜视,径直走到座位上。而李强等人则跟在习近平后面,并保持一定距离步入会场。当习近平走到座位边上后,并没有立即坐下,而是站在座位旁边鼓起掌来。李强本没有鼓掌,扭头看到习近平鼓掌时,便也立即跟着拍起手来。
有分析认为,“习升李降”无异于继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后第二次修宪,昔日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各司其职,现已变为党国一体。党魁可以直接指挥一切,李强虽然名义上还是总理,中共的二号人物,但其实已沦为党魁的跟班甚至奴才,而国务院则成了党中央手下的执行机构,一个承上启下的办公室。总之,一切唯党魁的马首是瞻。
也有分析认为,面对“习升李降”,李强固然不会也不敢流露不满,但在服从的表面下,失望、不满、甚至怨恨极可能深埋心间。而党内上下,目睹这一骤变,惊异难以言状,路见不平,虽敢怒而不敢言,但极可能埋下不满、反感、甚至仇恨的种子,为日后中共政局变迁留下深远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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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堪称最无望的一次中共两会收场了,高层无计可出,一系列报告、文件不值得一看,数千名代表在台下陪坐也不值一提。会场内外都被严格控制,中共高层们一直在演戏,但偶尔的复杂动作或表情,多少露出了一些真相。
一、李强的表情
李强这次两会本该算一个主角,但他的记者会被取消,地位进一步被削弱。他尽量表现出对习近平的俯首帖耳,但他真的甘心吗?
(一)闭嘴听训?
3月4日,中共人大新闻发言人娄勤俭称,“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当天,中共政协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对李强说话时带着手势,李强则表现出听从的态度。这张图片中,李强还闭嘴听训。他似乎在表示,既然不让我开记者会,那我就闭嘴。
(二)掉了什么?
3月11日,中共人大会议闭幕。最新修订的《国务院组织法》专门增加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内容。习近平对李强仍不放心,非要再次落在纸面上才行。
闭幕会上,李强应该掉了什么东西,于是弯腰去捡,但脸仍然保持在桌面上。旁边的习近平跟着看,后面座位上的人也纷纷关注。如果联想到刚刚修订的《国务院组织法》,李强的动作似乎比较应景,有点“躺平”之嫌。
(三)冷眼旁观?
3月11日的中共人大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的手正准备按下表决器按钮,旁边李强正襟危坐,但目光向右斜视。或许前排的某人或某事吸引到了李强,但他的目光似乎也有意无意地瞟向习近平,很有些冷眼旁观的味道。
这或许反映了李强的真实心情。他应该不敢躺平,还要不断向习近平表忠,但他心里并不真服气,在不少事情上可能真的会旁观,经济每况愈下,他至少不会愿意当替罪羊。
二、习近平如何看李强
中共两会上,习近平与李强之间的地位差距再次凸显,习近平把李强看作跟班。
(一)为啥要对台下深鞠躬?
3月5日是李强第一次在中共人大会议上做报告,先对着台下深鞠了一躬。后面的习近平见状,鼻子明显紧蹙,似乎对李强的动作不以为意;不知是不是想说:你可以对我这样鞠躬,对其他人就不必了。对李强的大幅度鞠躬动作,坐在第一排的赵乐际似乎也表现出了不小的惊讶。
(二)终于表演完了?
李强做完报告后,从习近平的身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习近平用余光瞟向李强,脸上似乎露出了不以为然、甚至不屑。李强不能在记者会上亮相,但还得在人大会议上做报告,恐怕多少仍令习近平感到有些不爽。
三、习近平的表情
2022年11月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连任,并亲自提拔了大量自己认为可靠的人,但组建了最差的一个保党班子。一年多后,新班子毫无业绩,面对的问题却越来越多,习近平选定的人屡屡出事,他本人也深感权威丧失。这次中共两会上,习近平和他的新班子仍然无大计可出,政治危机始终难以消除。
(一)仰天叹息
3月4日,中共政协会议开幕。习近平进场后,似乎从主席台的位置举目望向会场的二层。政协代表们都在一层,邀请的一些外宾和参访的记者都安排在二层,这算中共两会对外公开的一个重要标志;大会适当向记者开放,以换取一点合法性,但其它内部会议、分组会议,仍然是暗箱操作。
习近平仰望之际,瞬间闭眼或眨眼的动作,被记录下来,看起来更像是仰天叹息。这应该符合他目前的真实心境,太多问题束手无策,不知自己该怎样才能渡过难关。
(二)独享苦药?
3月8日,中共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仍然独自享用两个茶杯。他端茶杯时的闭眼表情,颇有些痛苦和无奈的样子,与两会无计可施的现状吻合。其中一个茶杯里应该不是普通的茶水,更可能是一种药,或许令习近平感到些许苦楚。传闻他身体有恙,不知是否也与此有关。
(三)我还是主角?
3月10日,中共政协会议闭幕,现场大屏幕一如既往地不断播放习近平的画面。他习惯性地把脸扭向左侧,脸上似乎有些许的不耐烦、甚至不屑,有意无意地在展现自己大权在握的地位;但好像又透露出某种无奈。
四、习核心还能维持多久
两会上,中共高层最后入场、最先退场,众人都要为他们鼓掌,特别是为走在最前面的习近平鼓掌,也是中共官场表忠的一部分。后面的李强等人按理不能和习近平相比,然而现场的状况并非如此。
3月11日,习近平走进中共人大闭幕会的会场,众人照例鼓掌,但随着习近平走过身边,一些人的目光很快转向习近平的身后。甚至习近平尚未走过之处,有人的目光也没有在习近平身上,而只是简单地向前看,有的提前越过习近平,看向习近平的身后。
这张照片里,除习近平外,共显示了32张面孔,一直盯着习近平看的有16人,目光看向习近平身后的有11人,还有5人没有注视任何人。32人中,脸上能挤出笑容的实际只有2人,最右下角的胡春华试图挤出点笑容,但没有真正笑出来。
这一张众生相,多少反映出了官员们对时局、对中共高层的真实心态。所有人都知道,中共新班子明明在两会上交了白卷,2024年眼看又要交白卷,这样的戏还能演下去吗?
五、军队代表的表情
中共军队将领不少已证实落马,传闻中的个别人在两会上露面辟谣,但军队的肃杀气氛仍可以感受到。张又侠、何卫东两个军委副主席,仍然面无表情地坐在主席台上,但两人的脸上似乎都平添了不少忧愁。
两个军委副主席知道军队现在有多乱,军队代表们也没法装作若无其事,他们脸上各异的表情,似乎都在述说着背后不可言说的故事。
六、保安们的表情
人民大会堂内外的保安到处都是、随处可见。这张图片里清一色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把脸转向一侧,有的还稚气未脱。
他们都没有不戴口罩的特权,四年来或许从来就没有被允许摘下过口罩。从他们的目光里或许也能看到一种茫然,实际并不知道他们到底在保卫什么?又在防谁?不过他们还年轻,只要能早点醒悟,就会看到红朝坍塌的一天,并有机会给他们的子孙讲讲经历过的这些荒诞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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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共“两会”(全国政协、全国人大会议)3月11日正式落幕,其间最大的话题是李强主持的国务院被矮化,包括李强被取消开总理记者会的权利,以及修改《国务院组织法》,确保让“党中央”骑在国务院头上,党政彻底一体化。许多人在议论习近平进一步集权,或没联想到,蔡奇也是赢家。
李强捡东西 习和蔡奇的表现有意涵
历时仅半个小时的中共人大闭幕式上唯一的“花絮”,就是李强突然俯下身去,左手伸到桌子下面似要捡拾什么东西。在国际媒体紧盯的这一重大场合,李强比较尴尬,掉东西捡起来是小事一桩,他总不能呼叫服务员来处理、大动干戈,也没法让排名比他低一点的蔡奇代劳。
坐在后一排的官员,包括王小洪,对于李强的举动略有关注。坐在李强右手边自始至终阴沉着脸的习近平则立刻盯紧了李强。有网民取笑说,“习圣上似乎是在提防李宰相会不会从桌子底下突然掏出一把枪来。”
但更有看点的却是坐在李强左手边的蔡奇,面对李强不得不自己俯身“屈就”,他一动不动,微闭双目,表情冷漠,故作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姿态。李强遇到“麻烦”,蔡奇的状态,恰好折射出两人水火不容的关系。
“党中央”出手矮化国务院 蔡奇也是赢家
中共人大会议通过四十多年来首次修订的《国务院组织法》,最关键是增加了“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海外舆论普遍认为,修法“矮化国务院和总理职能”,使其变成“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秘书处和管家”,推翻了中共20世纪80年代以来尝试“党政分开”、让国务院能独当一面的改革思维等等。
人大会议另一个与此相关的看点,则是取消了会后的总理记者会,推翻了三十多年来的惯例。对当局此举的分析颇多,多数指李强被打压,是习近平要强化党中央权威而弱化政府权力的体现;但也有人认为李强为了向习示忠,当然会自愿配合。
需要说明的是,在习近平一人之下的中共官场看来,中南海有两个党中央,一个是习自己,另一个则是蔡奇。比如,通常所说的“报送中央批准”有两个意思,一是报给习近平批准;二是报给中央办公厅,也就是蔡奇批准,或者由蔡奇阅后呈报习近平批准。在习近平之下的蔡奇,就像皇帝身边理事的大太监。
故此,在改造、矮化国务院的过程中,“党中央”集权成功,蔡奇也是赢家。
蔡奇压制李强已久
中共二十大后,习家军内斗主要是在李强的浙江帮和蔡奇的福建帮之间。本来,排名第二的李强主要管经济,排名第五的蔡奇分管党务、宣传和安全。在习之下,两人如果各自收敛,可以保持平衡,但由于习偏心支持蔡奇,削弱本是二号人物的李强,这种平衡早已打破。
在本次两会上以法律形式矮化国务院之前,蔡奇已从李强手中夺权。
去年9月13日至14日,中共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前所未有地将党政的秘书长大会合并,由党委系统来开,蔡奇是与会的最高领导,传达习的指示。过去由总理管理的政府秘书们,现在听命于蔡奇,包括李强的大管家、国务委员兼秘书长吴政隆。
蔡奇作为中南海最大的办公室主任,包括领导人的出访安排,都是蔡奇在操盘。李强作为总理,本来出访可以坐专机,也被取消了,只能坐包机。
蔡奇还管宣传,连李强在地方视察的报导规格也受限。
李强上任以来密集到地方“调研”,官方报导都只是列明国务院秘书长吴政隆陪同,没有提到地方党政一把手陪同。但如果从央视新闻画面看,会发现都有省委书记或省长陪同,只是在官媒通稿上隐去名字。而上届总理李克强每次视察地方,官媒报导中都标明地方党政双首长全程陪同。现届其他政治局常委到地方或在分管领域考察调研时,官媒也都提到有一把手陪同。
之前有人猜测,这种种降格安排,是不是李强自己要求低调?但现在看来,应是最懂习近平心思的蔡奇自己的安排,就是不能让名义上权力最接近习近平的李强抢了习的风头。从这次两会上国务院进一步遭矮化可见,这是习做整体的集权安排,而不可能是李强自愿降格,他顶多是表态配合。
习和蔡奇都把李强视为威胁 握有李强的两个把柄
从中共历史上看,二号人物往往下场不好,比如被“斗死”的刘少奇、“出逃死”的林彪,最近一位是“游泳死”的李克强。他们都曾被最高领导人认为是威胁,尽管其本身不一定是威胁。
对于习近平来说,李强的危险性是天然的。习据说相信中国古老的预言,害怕当中预测宫廷政变、暗杀的预言应验,担心他会死于任上。预言书《推背图》中疑指向习被暗杀的一句是“有一军人身带弓”,被解读为日后不利于习的人,姓名中带“弓”字。
李强和李克强的名字恰好都有“强”,都带“弓”。故此,李克强离奇死亡,李强现在岌岌可危。
对于蔡奇来说,一旦习暴死,他和李强之间有最高权力之争。
依据当今中共中央党内排名,总书记缺位时,推断的代理继任顺序,第一顺位应是总理李强。但中共早年曾有过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作为实际上的党内二号人物,三次代理毛泽东的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故此,压根没想到交班、没有安排接班人的习一旦突然死亡,李、蔡免不了将发生激战。
李强现在已有两个把柄在习和蔡奇手上。
其一,李强当上总理后,港媒《明报》马上披露李强在温州瑞安的祖坟由专人24小时看守。
中国人历来都认为祖坟风水和安全与家族兴衰、个人仕途有关。当年周永康为升官,就曾专门大修祖坟。李强找人看守祖坟,被外界解读为有继续上位的野心,至少是愿望。
亲北京的港媒往往是中共党内不同派系放风之地,我们不清楚是谁在安排爆李强的这些敏感家事,是否就是蔡奇?
其二,李强还有一个被握住的把柄:去年9月下旬,被指是李强妻子、女儿的详细信息及其涉贪腐的政商关系在网络上曝光。
有人认为爆料是反习势力所为,但笔者认为,很可能是习家军内部因争宠而互攻的表现,情况和秦刚在外交部被整倒一样,而操盘爆料者可能也是蔡奇。
李强和蔡奇势同水火?
有迹象显示,李强和蔡奇或已势同水火。
中共工会十八大去年10月9日召开,除了李强外,习和其他常委全部到场。翻查过往几届中共工代会,均是全部常委参加,这已是惯例。
据官媒报导,去年10月8日上午,李强参加亚运会闭幕式,下午,李强在杭州会见出席杭州亚洲运动会闭幕式的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李强在9日并没有什么日程安排。
李强人在国内,却缺席按惯例需参加的会议,有点说不过去,只能说明他和蔡奇水火不容,有你无我。这种情况,和本次人大会议闭幕时李强尴尬俯身伸手捡东西、蔡奇表情漠然的一幕有所对应。
世人皆知蔡奇在北京清理所谓“低端人口”的凶狠,但兔子被逼急了也会咬人,李强真的只是省油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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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摩根士丹利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Morgan Stanley IM China)从去年12月开始裁员,已裁掉约15名员工。
根据该公司披露的信息,截至2023年底,其基金资产从顶峰时(2021年6月)骤降了53%,降至198亿元人民币(27.5亿美元)。该公司前合资伙伴华鑫证券的财报显示,2022年,摩根士丹利基金净亏损达4856万元人民币,2023年中报继续录得净亏损2328万元人民币。
摩根士丹利(大摩)与中共关系密切。借这几年中共开放金融之机,大力布局中国业务,但盈利远不理想。其实,在摩根士丹利内部,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研判并不乐观。去年8月2日,一份摩根士丹利海外策略分析师的市场研判报告称“下调中国股票评级(至持股观望,建议投资者获利了结”,引爆了世界经济舆论场。中共非常不满。为缓和关系,摩根士丹利象征性地修正了对于A股的观点,并抛出一项花费超过5000万美元的自购计划,即摩根士丹利中国A股指数基金(Morgan Stanley China A Share Fund)以现金收购最多20%的基金已发行份额。
不过,摩根大通(小摩)似乎不像大摩这样畏头畏尾,其资产与财富管理市场及投资策略部主席岑博智(Michael Cembalest)发布2024年展望报告表示,中国股市已跌入价值陷阱(value trap),今年将走到尽头。所谓价值陷阱,是指投资人以为买到了便宜的股票,实际上却错估了股票的内在价值,结果股票的价格持续下跌,一直没有回归到投资人认为该有的价值。报告指出,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股市的惊人表现,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中国股市的本益比一直低于美国,而且大多数时候甚至也低于欧洲,结果就是中国股市表现欠佳。从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年底,美国股市大涨107%、欧洲股市大涨58%、中国股市下跌17%。
另一巨头高盛,对中国股市的研判颇有戏剧性。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刘劲津(Kinger Lau)曾计MSCI中国指数和沪深300指数2024年的回报率分别为17%和19%,因企业盈利将增长约10%,且中共政策有效落实,建议维持高配A股。
然而,最近,据《彭博社》报导,高盛集团财富管理业务投资长沙明莫沙尼尔·拉赫马尼(harmin Mossavar-Rahmani)表示,“我们所有客户都在问这个问题,考虑到中国股票看起来如此便宜,是否已经利空出尽?”“我们的观点是,不要在中国投资”。
为什么呢?拉赫马尼提出三项“决定性的理由”。其一,中国面临包含房地产市场、基础设施和出口这三大经济成长支柱疲软,预期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稳步放缓。其二,中共的政策制定缺乏明确性,目前尚不清楚长期政策的总体大方向是什么。其三,经济数据参差不齐,包括中共在过去一年强调了所谓的讯息安全的重要性,限制讯息从中国流出,中共国家统计局也一度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数月,加上3月4日北京宣布中总理将终止数十年来在重要会议上举行年度记者会的传统。
她进一步表示,虽然中国正式公布了2023年的成长率超过5%,“但大多数人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成长数字,实际上要弱得多”,所以建议不碰中国股票。
中共正开全国“两会”,欲吸引外资来渡过经济难关,高喊“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宣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里关于金融业的相关限制措施已经完全清零,现在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的业务范围跟中资已经完全一致,完全实现了国民待遇。
但是,大摩、小摩、高盛等等,却在想从中共的套中解放出来,开始对中共敬而远之。
这背后是华尔街巨头这么多年来在中国并没有赚钱或赚到满意的钱,对中国经济的致命弊端越来越有更真切的认识,对中共的幻想开始破灭。另一方面,东南亚和印度经济的发展,以及日本经济的复苏,都在改写着亚洲的经济版图,华尔街有新的选择。
例如,2023年,摩根大通通过为中国客户提供国际交易咨询服务获得了4,700万美元的收入,但在东南亚获得8,900万美元的收入。这是摩根大通连续第二年从东南地区收取的交易费用高于从中国收取的费用。
1月3日,研究机构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投资银行总共从东南亚收到8.92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发行咨询费,而从中国客户收到的类似费用为8.54亿美元。而在2020年,来自中国的此类费用高达38.3亿美元,来自东南亚的此类费用为9.64亿美元。
对华尔街而言,仅仅三年,中国市场和东南亚市场就互换位置。从上述数据来看,东南亚的股票和债券发行咨询费规模变动不大,关键是中国的规模断崖般下降。为什么呢?一是因为中国经济风雨飘摇,一是因为中共向左转的政策打击。
华尔街对此心知肚明。再加上中美“极端的战略竞争”对华尔街的压力,以及中共可能会走普京后尘干蠢事(比如打台湾)所带来的危险,都在迫使华尔街巨头们开始远离中共。华尔街巨头们心或不甘,也不得不启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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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理记者会取消”引发的如潮负评中,中共总理李强按照惯例在3月5日全国人大首日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了无新意,处处透着虚假和夸大、吹捧。不由得想起了之前看过的几则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苏联笑话,可以算作对其报告的注脚。
笑话一:去买报纸,要⼀份《真理报》。报贩回答:《真理》没有了,只有《消息》。
笑话二:拉宾诺维奇,你经常读报纸吗?当然,要不我怎么知道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笑话三:什么在苏联是最常见的? ——暂时的困难。
笑话四:勃列⽇涅夫在向⼯⼈们讲话:“很快我们就能生活得更好!”台下传来⼀个声⾳:“我们怎么办?”
笑话五:问:苏联是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吗?答:当然!生活在昨天就已经⽐明天好了!
想必中国人读此笑话一定感同身受。明明经济严重下滑,失业率高居不下,居民消费降级,民众怨声载道,社会危机四伏,却在李强报告中“经济总体回升向好”、“民生保障有力有效”;明明在国际上被人百般嫌弃,各种脱钩惊心动魄,却在李强报告中依旧是中共“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明明所走的老路、邪路注定是死路,却仍旧要坚持前行。李强替中共又画的新的大饼,还有多少人相信呢?
可以肯定,其实做报告的李强内心也是不相信的。五十年多前,一个曾担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站站长的美国人史密斯,在4年后回美写的《俄国人》一书中,描述了苏共官员奇特的心态。他发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就连苏共领导人自己都不相信。而苏共领导人通过宣传没有多少人相信的意识形态,目的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力,而且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至于各级官员、各类体制内人物,也同样并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甚至内心也充满了反感,但每个人都继续在公开场合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支持领导人、重复领导人的陈词滥调。
当年的苏共高层如此,今日中共高官也是如此。简言之,定位为习跟班角色的李强也只能如此唱赞歌,因为这是其生存之道。笔者觉得其报告中惟有一句表述切中核心,那就是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的“领航掌舵”,在于“习思想的指引”……谄媚之意非常明显。
上述表述并不见于其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彼时李克强虽然在报告中提及习中央的“坚强领导”,但并无今日之谄媚。难不成在过去一年中,因为高层博弈,被习削权的李强有所感悟,决定向媚功超强、实际地位超过自己的蔡奇学习?
看看蔡奇这些年来是如何脸不红心不跳的高赞党魁的:其“非凡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和领袖风范”,“日夜思念关注着人民的情怀”,“为我们掌舵领航”;其讲话“讲话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内涵丰富,为全党开展主题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书籍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如果学下去,“就一定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一定能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这样把颂圣这门高深的学问发挥到了极致的高官,谁可与蔡奇比肩?
虽然无法与蔡奇比肩,但应该是看到了上有所好,亦或是为了进一步表达忠心,希望博取习更多的信任,李强在今年报告中姿态放的更低,加入了习“领航掌舵”、“指引”吹捧之句。至于效果如何,且看今年李强是否会被再进一步削权。
除了可以将李强这句吹捧之语解读为是对习的再效忠,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就是在内外交困下,李强通过展示自己是一个弱势总理的形象,突出习才是所有问题的决策者,来撇清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即经济不好,民怨沸腾,民企外企失去信心,国际打压……一切的一切,主要责任都在于掌舵者、领航者,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李强有没有这个心思,外界虽无从知晓,但客观上李强的最新表述实际是包含此意的,即推卸责任以为将来自保。作为浸染中共官场多年的官员,作为最高层亲信之一,能不知晓中共的诸多罪恶、邪恶?能不知晓中共从里到外已经腐败透顶?能不知晓如今的中共危机四伏?能不知晓中共党魁有多无底气?难道他真的从心底里相信中共党魁可以堵塞巨浪涌入千疮百孔的红船船体,可以把舵稳行?
如果李强都知晓,也无法对习有百分百的信心,那么,在生死面前,他该如何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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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荷兰驻华大使馆在社媒X上发布简短声明:“重庆总领事馆已于今天(2024年3月1日)正式关闭。现在,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范围也将涵盖重庆、四川、陕西、云南和贵州。”
另据彭博社报导,荷兰代表同日在成都举行的一场外国商人会议上表示,荷兰决定关闭驻重庆领事馆,因为荷兰在重庆的商务活动有限。中共外交部向彭博社表示“尊重荷兰作出的决定”。但是荷兰驻北京大使馆却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去年11月8日,中共外长王毅同荷兰外交大臣通电话时还“赞赏荷兰奉行积极对华政策”,欲拉拢荷兰“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11月24日,中共宣布对荷兰等国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贴热脸蛋上去。显然,中共绝不愿意看到荷兰关闭驻华领事馆这一幕。
其实,从经济角度看,荷兰似乎也无关闭重庆领事馆之必要。根据中共官方最新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荷兰(2022年版)》,中荷双向投资近年来发展较快。截至2021年底,荷兰对华直接投资存量238.4亿美元;中国对荷兰直接投资存量284.8亿美元,在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排名第7位。荷兰是中国在欧盟第一大投资目的地和第二大引资来源国。
再看双边进出口(见下表)。荷兰是中国在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国。2020年,中国成为荷兰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德国)。2021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荷兰成为欧盟内第二个对华贸易规模达千亿美元量级的国家(仅次于德国)。2022年以来,虽然有较大波动,但仍维持在1100亿美元规模以上。
2018—2023年中荷进出口数据
单位∶百万美元
年度
进出口总额
增长率
对荷出口
增长率
自荷进口
增长率
2023
117,088.3
-9.8%
100,187.3
-14.6%
16,901.0
35.1%
2022
130,247.3
12.0%
117,731.0
15.1%
12,516.3
-10.6%
2021
116,450.4
26.9%
102,438.3
29.7%
14,012.1
9.6%
2020
91,797.7
7.8%
79,010.5
6.8%
12,787.2
14.1%
2019
85,150.6
0.0%
73,944.2
1.5%
11,206.4
-9.1%
2018
85,180.0
8.6%
72,850.3
8.5%
12,329.7
9.4%
资料来源:中共海关总署
事实上,驻重庆的西方国家总领馆人员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透露,荷兰宣布关闭总领馆消息“非常突然”。该领馆人员指出,西方国家近年持续关闭西南地区总领馆,与经贸疲软、领馆开设费用庞大等因素有关,但“更多可能还是因为中(共)国和西方国家整体关系紧张”。
本文研判,荷兰关闭驻重庆领事馆,应是一个重大政治决策,其反映的是荷兰正与中共拉开距离。主要有两大背景。
第一,荷兰社会日益反感中共。例如,截止2020年,两国已建立44对省、市友好关系(12省、32市)。但是,最近几年,这类合作关系四分之一已经被取消。荷兰至少有8个市政当局和2个省和在中国缔结的姐妹城市和姐妹省分道扬镳,还有不少荷兰城市在“重新考虑”这种关系。又如,据路透社报导,荷兰大学已开始拒绝接受获得中共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的中国学生,因为获得资助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须宣誓效忠共产党,并向他们学习所在国的中共大使馆报告(即“告密”),在完成学业后两年内返回中国等等。而去年4月,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AIVD)也曾警告,荷兰大学是间谍活动的“诱人目标”,“中国(中共)是最大的威胁”。更早一些,2019年享誉国际的汉学研究重镇,荷兰最古老的大学——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宣布关闭该校的孔子学院。
第二,荷兰政府必须应对中共的威胁和系统性挑战。例如,2022年荷兰媒体发现证据表明,中共政府在荷兰境内设立了至少两个非公开的“警察局”,压制在欧洲的中国异议人士的声音,这是侵犯荷兰主权的行径。又如,2024年2月6日,荷兰首次公开指控中共对其国防网络进行网络攻击(荷兰两个情报机构MIVD和AIVD的报告表示,黑客放置了恶意软件,将自己的活动隐藏在一个50人用于非机密研究的武装部队网络中),荷兰国防大臣称这是中共针对荷兰及其盟国进行政治间谍活动的一部分。
荷兰的国际路线“立足欧盟,紧随美国”。尽管对荷兰来说,中国是一个重要市场,但随着中共战狼外交的猖狂和美欧的“去风险”,荷兰也必然越来越将中共视为竞争对手而非伙伴。
最突出的例子是在芯片设备领域。2019年,荷兰政府追随美国禁止阿斯麦(ASML)公司向中共出口最先进的极紫外(EUV)光刻机。2023年1月27日,美国、日本及荷兰在华盛顿达成“神秘协议”,同意扩大针对中共的芯片出口管制措施。2023年6月30日,荷兰政府发布关于先进半导体生产设备的部长级条例,明确对欧盟两用管制清单中未列管的部分半导体设备、软件和技术以及为其专门设计的部件和附件实施单边管制,将限制范围从原来的EUV扩大到部分深紫外(DUV)光刻机。2023年12月13日,韩国与荷兰发表联合声明,商定构建“韩荷半导体同盟”(今年2月19日,正式启动两国半导体司局级定期工作对话机制)。这些都是在“卡”中共的“脖子”。
所以,这次荷兰突然关闭驻重庆领事馆,背后一定有政治上的特定原因,只是不公开说,给中共留点面子。中共也心知肚明,一改战狼作风,罕见地低调承认这是荷兰的权利。荷兰和中共,只能是渐行渐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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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进入第三个月,在中国,人们刚从并不快乐的黄历新年氛围中走出来,中共正在准备劳民伤财的“二会”。3月1日,山东德州一名男子疑为报复社会喝农药醉驾撞小学生,撞了大约40人,已知其中7人死亡,肇事司机也已死亡……
这只是今年以来连番人祸,给人以血色中国印象的其中一幕。
历来,民间的人心衰败和社会的动乱,和朝廷暴虐统治、当政者无德是紧密相关的。人心思变,现在许多人在盼中共这个党亡,讨论中南海何时变天,相关的预言也经久不衰。
旧的预言听多了,有些验证了,但有些令人失落。新鲜的预言不经意传出,有时可能被我们忽略。比如去年底我看到过一位出身家传600年中医世家的旅英中医大夫的预言,提到中国南方可能有类似地方诸侯造反的事变。
我并不认为看人间变动要靠看预言,因为变数太多了。所以看到此预言时我深不以为然。但近日一位刚从中国大陆润出来的老朋友告诉我秘密内情:“南方某些准备已久……。”这让我不得不正视。
变天预言:南方战火和新势力
旅居英国的中医大夫舒荣女士出身家传600年的中医世家,她不仅深谙医道,也对易学有独到的研究。去年12月27日,她在海外《菁英论坛》推算中共国运,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希望人们趋吉避凶。
舒荣用《周易》推算,2024年地上的能量和天上的能量、星体的能量对冲,全世界都是战火四起,而且还会有新战火出现,需要留意南方国家和南中国海这个海域。
2024年中国内部政治上的战火也会升级(指内部权力斗争),习近平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权力会进一步削弱。而且南方有一股反政府势力会越来越强盛。但2024年他应该不会下台的。
她说,到了2025年,习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麻烦,他会失去权力,取代他的人很可能是体制内的人。这个人刚上台的时候,非常迷茫,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是抛弃中共?还是继续延续习近平的道路走下去?但是很快就有高人来指点他,他就开始清除共产主义因素,有更多人帮助他,正义的力量都融入进来,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都逐步地清理,让整个社会回归到一个传统的、清明的状态。到了2029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工作就结束了。
这时,大家就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中生活,中国人才开始真的活得像个人,有道德、有尊严。
舒荣的这个预言,个人认为首先就世界战火的预测,符合天下大势。南方国家,可能是指所谓发展中国家,但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南边,现在中共国在南方,中菲,然后是中印,都可能生起战火。至于台湾,则是另一种“战争”的表现,可能比明着来的战争更为凶险。
再来就是中国内部,习近平虽然经历二十大进入三连任,清理和收编了政敌派系势力,或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但是其统治又有了新的问题。最主要是习自己臭招连连,之前搞了三年引发天怒人怨的动态清零政策,称坚持不动摇,然后自打嘴巴无预警放弃封控,巨量百姓因此染疫死亡。光这一招,习已经是人心尽失、权威尽失。
再下来是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衰败。面对这一公开的事实,当局一边公布假数据,一边只许唱“经济光明论”,不顾人民失业高涨,不切实面对问题去解决。而地方债反映财困严重,也让所谓中国脱贫“人间奇迹”谎言曝光天下。
在这种形势下,习家军已开始内讧,没有人真心忠于习,只是为了利益暂时苟合。用知名评论人士王赫的话来说,就是:“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权力达到了顶峰,但是他的权威、他的影响力到了低谷,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
对照这种情形,舒荣的预言也就有更多的准确性。
取代习的人是谁?
舒荣说将要出来取代习的人,可能是体制内之人,个人认为未必是已升上高位的习家军,而很可能是中层的有大志者,他们早已读过《九评共产党》,可能秘密结成联盟反习。
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10月13日,中国出现一位义士彭载舟(彭立发),他在北京四通桥挂罢习反共横幅的抗议。横幅上的口号已成为世界名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还有一句“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流传网上的彭载舟政纲文书显示,他呼吁全国军人和警察,“像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一样勇敢,不要助纣为虐,不要为独裁者卖命,不要为独裁者当炮灰。”
1915年(民国4年)年底,蔡、唐等人发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当今中共党魁修宪破除连任限制,也常被比作袁世凯。
尽管中共全网封杀彭载舟口号,但相关信息一年多来持续在中国大陆秘密扩散。一些地方墙壁和电线杆上、甚至学校的厕所里,曾经出现响应和跟进彭载舟抗议诉求的手写和打印标语传单。
我们无法知道历来被称为党卫军的中共军队中,会否出现蔡锷式的军人。但国内从基层官员到企业富豪,从一般民众到大学生,都有许多人知道事件,并且内心有所触动。相信中共高官,包括军队高层,他们更加清楚。
另外,舒荣预测中,也不排除取代习的人是体制外的人。这个面就更广了,基本上是全中国人都在内,人人都可反习反共。
俄罗斯异议领袖纳瓦尼(Alexei Navalny)上月在狱中突然离世,外界多认为与普京有关。纳瓦尼葬礼3月1日举行,引发大规模纪念。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人们开始讨论谁会是中国的纳瓦尼,如被判刑十八年的任志强,已被强制失踪六年多的高智晟,还有许志永、丁家喜、余文生等被囚禁者。
当然,如果有人成功颠覆中共政权,高智晟这些义者,确有可能被推举上台,让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但在铁牢之外,谁能成为推翻中共和习近平的新势力呢?舒荣预言指向南方。
我为什么对于南方有变天新势力有所相信呢?一是基于传统。中国南方从清末以来就是变革或革命的热土,无论孙中山早期的活动,到武昌起义,再到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即便是中共自己所谓的改革开放,也要在南方开始搞。
另一个令我期待南方起事的原因,就是本文前边提到的刚从国内南方省份出来的老朋友,他告诉我,他们这些富豪的秘密圈子,虽以文人为主,但是也有体制内外各色人等,包括中层的官员,甚至有看守所的警察。他们长年智慧在做些“革命”的准备,并认为自己首先是“启蒙者”。
这让我想起2022年白纸革命,那位在街头带头抗封控、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中年男子,还有那些在街头做演讲的年轻大学生。
老朋友说,他们中部分人选择出来了,但主力还在,特别是体制内的也出不来,干脆作为“卧底”。
担心倒台 习或严防南方
专制政权的现实是残酷的,改变这一切,有人选择非暴力革命,但有条件者会选择政变或兵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当下南方诸省份的地方大员,我们暂时看不出谁有胆气、有能力成为反政府的首脑,关键是习早已提前收了兵权。
在习近平2016年军改重整军权,连武警和预备役都收归中央之后,地方大员要造反很难。不过,习近平军改后组建的军方高层人事,过去一年又崩塌了一大块,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火箭军司令李玉超都出事了。故此,无论外界一些人怎样帮中共宣传习近平军中权力如何稳固,那都是假的。
习近平野心勃勃,还准备在南方挑动战事,特别是台海。这几年南方的福建和广东,包括香港,已成为攻台的基地。然而,一些有大志的将领,隐忍已久,等待这个可以反戈的机会;也可能就像武昌起义一样,到时一些新兵临阵哗变,就可触发中共政权崩塌。
习和毛泽东类似,表面上鼓吹“无神论”,骨子里却非常相信中国古老的预言。维基解密曾透露,习近平相信超自然力量。而预言就是超自然力量的人间文化表现之一。
对于“反叛在南方”的新预言,习可能早已掌握,不排除他已经下令严防南方,首先盯紧高官大员和军队、武警的高层。但这可能更加引起内部反感,中国短期内变天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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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60分钟”的采访。他在采访中一改美国大使不直接指责北京的先例,在电视上直斥中共强硬路线对中美关系和中国自身经济带来的巨大危害。
伯恩斯表示,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对美国企业充满吸引力,但是现如今在中国做生意已经变得令人担忧且充满危险——中共通过盗窃知识产权和扩大反间谍法恐吓商界,以至于一些美国公司为在华业务按下了暂停键。
伯恩斯进而对“40年来,流出中国的资金首次超过来自美、日、欧、韩投资者的投资”做了分析。他说,中共政府对外传递的信息存在矛盾。一方面,中共政府表示愿意继续商业开放,希望外资企业留在中国,但是另一方面又通过了内容非常笼统的反间谍法修正案,此间又突袭检查了数家美国在华企业。他表示,美国商界担心,在世界其它地区完全合法且可接受的做法现在在中国可能会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伯恩斯说的没错,中共既要吸引外资,又扩大反间谍法恐吓商界,动辄突袭检查外企,这确实很矛盾。不解决这个矛盾,谁会相信北京的诚意,谁还敢来中国投资?
其实,近年来中共释放的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信息,不仅存在于吸引外资这块,在其它许多方面都存在。
比如:既想重振经济,激活经济发展动力,又要对经济管头管脚,横加干预;既想改善和西方的关系,又不放弃称霸世界的野心,彻底抛弃战狼外交;既宣称要解放思想,又强调要统一思想;既要促进消费和内需,又不增加居民收入,提升整体福利;既声称“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又不放弃对民营企业的渗透和管控,切实改善经商环境,等等。
中共释放如此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信息,等于是用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
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充分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中共近十多年来的倒行逆施所导致的内忧外患,已经自己把自己逼到了墙角。在大祸临头之际,黔驴技穷的中共既不甘坐以待毙,又不肯放弃一党专政,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只能拚命挣扎,因此陷入了一种手足无措、手忙脚乱,顾了东顾不了西的混乱之中,不断的给自己挖坑。显而易见,这不但不能解决中共面临的内忧外患,只会进一步加深它的危机。换一个角度看,这其实也是中共逼近末日的一大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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