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区
（记者郑香梅报导）11月10日，位于韩国的中华民国国籍华侨社群——汉城华侨协会举行第二十三届会长及监事民主选举，李中汉和吕敬来组成的二号候选团队胜出，当选新一届领导团队。
当天选举地点设于首尔西大门区延禧洞的汉城华侨中学餐厅和京畿道议政府市佳陵洞的议政府华侨小学内，约1700人参加投票。
在首尔区选举现场，一号会长候选人谢永成表示，更多选民走出来参与民主选举，这一点很重要。
二号会长候选人李中汉则表示，他看到选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觉得该是华侨社群作出改变的时候了。作为年富力强的中年人，他愿意冲在前头，为这个社群的革新尽一份力。
前来参加投票的两位华侨四代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20多岁的选民俞某，现居住在首尔，已经加入韩国国籍。毕业于汉城华侨中学的俞某表示，此次候选人承诺为母校操场铺设人工草坪的部分最打动他的心。
从釜山赶来投票的选民于某则表示，投票时最关注的是候选团队对华侨社群的忠诚。于某还未加入韩国国籍，但考虑结婚后加入。她说，在韩国社会几乎没有感受过歧视，周围的大多韩国朋友反而对她的文化背景深感好奇。看到像吕敬来大厨一样的华侨界人士在韩国社会获得人气，她作为华侨后代感到很自豪。
选举当天，选举管理委员会把全部相关资料统一送到首尔区投票所，沿用台湾选举的方式进行人工计票。
最终计票结果显示，一号会长候选人谢永成和监事长候选人李庸全分别获得677票和653票；二号会长候选人李中汉和监事长候选人吕敬来分别获得922票和895票。会长投票无效票和监事长投票无效票分别为111张和150张。
当天，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式宣布二号团队胜出。
李中汉和吕敬来的团队发文表示，他们怀着激动与谦卑的心情再次感谢各位侨民的支持。“在未来的三年里，我们将与幕僚共同努力，秉持着‘革新，争取，服务’的理念，为汉城华侨协会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将以更加迅速的方式，为侨民朋友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与福利，让每一位侨民都能感受到脱胎换骨的汉城华侨协会。”
未能当选的1号会长候选人谢永成和监事长候选人李庸铨，则承认败选，同时感谢一号选举团队的连日奔波和选民的支持，他们表示“经过激烈的选战，使我们看到了自身能力的缺失与不足，将以这次经验为基础，卯足全力创造再次为侨胞服务的机会”。
即将卸任的第二十二届会长孙毓绪表示，自己在过去的三年中，有做的好的、也有不尽人意的部分，但初衷是为侨民服务。这次无论哪方当选，都希望新的团队秉持这一原则，真正给侨民带来福祉。
曾任第二十届会长的现任汉桥华侨中学理事长谭绍荣则表示，希望新一届领导团队兑现财务透明的承诺。他还强调，虽然在选举期间出现一些争议，但对华侨社群来说，最重要的是团结。也就是说，无论哪方当选，华侨社群都应尽快缝合选举过程中对各自造成的伤口，共谋 发展。
（大纪元记者徐伊采访报导）为纪念韩国“4 · 1 9 革命”，第一届首尔汉江国际电影节（ S e ou l Hangga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简称SHIFF）10月31日至 11月3日在首尔市钟路区4·19革命纪念图书馆举行，包括获奖者在内的 200多人参加了3日下午在首尔市政府举办的颁奖仪式。
1960年3月15日举行的韩国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中，李承晚政权为让李起鹏当选副总统而捏造计票结果，主张选举无效和呼吁再次选举的学生们于4月19日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故称 “4·19革命”。2023年，这场运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录遗产。
此次电影节由首尔市赞助，首尔汉江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办，4·19革命功劳者会首尔特别市支部与Red Panorama电影公司共同承办，向获奖者颁发的总奖金高达2千万韩元。
7月10日至9月10日的报名期间，组委会共收到来自海内外的500多部参赛作品，以短篇电影为主，类型多样。经过三轮评审，最终选定14部获奖作品，其中一部为海外作品。获得最高奖项“大奖”的作品是申秀焕（신 수환）导演的《文艺复兴住宅公社公寓（르네상스 주공아파트）》。
首尔市长吴世勋通过视频对电影节表示祝贺：“4·19革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录遗产，而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首尔汉江国际电影节，同样意义重大。希望电影节继续广泛传播崇高的自由精神、当代年轻人的故事。”
“4·19革命有功者会”会长朴勋（박훈）曾亲历这场运动，他非常感谢此次电影可以继承4.19革命的自由、民主与正义精神，因为“如果韩国没有实现民主主义，就不会有今天的大韩民国”。
颁奖仪式结束后，著名板索里歌唱家梁银姬（양 은희）现场演唱电影《四月的火花》的主题曲《花样年华的回响》和《花裙子》。梁银姬不仅为电影献唱，还首次参加电影拍摄，在《四月的火花》中出镜。
《 四月的火花 》 由...
11月10日，社团法人汉城华侨协会（简称汉协）将进行第二十三届会长、监查长选举。届时，居住在首尔和京畿道北部议政府（의정부）的数千名“老华侨”，将行使选举权，选出新一届汉城华侨协会理·监事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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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徐伊采访报导
第31届韩国美术国际大赛暨第2届首尔-汉江双年展8月22日～9月1日在首尔开幕，加拿大籍旅美华裔艺术家李进宇两幅参赛画作均获奖，展览期间一在韩朝鲜族同胞向主办方表露收购意向。
此次画展自去年开始筹划，历时数月，共展出来韩国、中国、美国、法国、日本、斯里兰卡等国内外艺术家的近500幅书画作品。大赛共设两种奖项，高奖（大奖）和普通奖。李进宇画作《为世界带来吉祥和平》获高奖，也叫“名誉主席奖”，《月下牡丹旖旎与谁共语》获普通奖，也叫“特别奖”。
画作《为世界带来吉祥和平》以纯西方古典透明罩染的技法，展现了一位西人法轮功修炼者在晨曦中打坐的安静祥和画面，传达法轮大法倡导的真、善、忍给人带来和平、理性和美好的信息。
据主办方介绍，此幅作品获大赛第三名，而未能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原因是前两名必须把画作捐给画展，但主办方认为李进宇画家不会轻易把如此珍贵的画作捐出。
她在讲述创作这幅画的心路历程时表示，“很久以来，每当我发现人世的纷争，心中会感到莫名的烦恼……当我看到战争中无辜的生命在炮火中痛苦死去，更希望人类不要有枪声。当今世界，和平是多么可贵。但是，走向和平的道路，取决于人性中的什么因素呢？人类能否有一种很好的办法可以抑制邪恶，走出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
“这些年，我查询了很多资料，发现法轮功和平理性反迫害25年，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那就是以纯善的力量去战胜邪恶。当人类出现邪恶迫害善良的时候，用和平理智的方法去讲清真相。”
她还表示，这幅画画的是法轮功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在中国古代，几乎人人都打坐，讲究‘天人合一’，打坐使你内心充满祥和。作为画家，我认为艺术家的使命是纪录和展现历史”，“这幅画记录了人类这个历史时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也可称其为里程碑。所以，这幅画的名字是‘为世界带来吉祥与和平’。”
李进宇的另一幅入围作品《月下牡丹旖旎与谁共语》以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方法，使用西方油画材料，展现雍容华贵的牡丹在月下与小鸟共语的生动场面。色彩丰富、明暗鲜明、透视感强。
李进宇希望通过此幅作品展现牡丹的另一面，“牡丹是花中之王，象征富贵权力与繁荣。而‘月下牡丹’是描绘牡丹花更深沉的性格。牡丹在月光下很沉静。牡丹虽然富贵，却看淡名利，不骄不躁，虚怀若谷，淡泊宁静。”
两幅作品画技高超、意境深远，展览期间即被在韩朝鲜族同胞相中。
李进宇毕业于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现上海市工艺美校学院），曾获加拿大美术协会荣誉会称号以及美国国会议员褒奖，并在美国多次举办个人画展。
记者李如文报导
一对朝鲜族中国夫妇将数十名中国人伪装成游客团来到韩国，为他们在韩国申请假难民身份并收取高额费用，因此被拘留调查。
韩国法务部首尔出入境外国人厅·移民特殊调查队8月12日表示，朝鲜族中国夫妇A某（47岁）和B某（46岁）招募58名中国人来韩申请假难民，因涉嫌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被拘留并移交至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
调查显示，今年年初，A某通过微信发布“可以来韩国旅游工作”的广告，在中国招募想要来韩国非法就业的中国人，并将他们伪装成团体游客。
A某与丈夫B某一起到仁川机场接机后，将这些中国人带到医院，帮助他们拿到申请难民所需的体检诊断书。由同伙C某为他们制作假的居住地证明文件，然后到出入境提交申请变更难民申请（G-1-5）签证。作为报酬，他们向这些中国人每人收取3.7万～5.7万人民币（约700万~1000万韩币）。
在调查过程中，调查队还逮捕了4名提交假难民申请的中国人，并采取了强制驱逐出境的措施，目前正在追查其余的申请者。
记者李明儒报导
8月14日消息，韩国SK Telink、SK Telecom和中国移动旗下的全球业务公司CMI(China Mobile International)联手推出“中国移动CMLink中韩电话卡套餐”，即客户只需办理一张韩国电话卡，就可以同时使用韩国手机号码和中国手机号码。
目前，如果要在中国境内使用各种金融服务，需使用本人手机号码进行实名认证。为此，海外华人需单独配备一个中国本地电话卡的手机或在必要时更换成中国电话卡，操作起来十分繁琐。
着眼于这一市场需求，SK Telink与SK Telecom联手推出“中国移动CMLink中韩电话卡套餐”，将中国移动手机号码与韩国手机号码关联，即可使用韩国手机号码接听/接收来自中国移动手机号码的语音和短信，无需另行支付昂贵的漫游费或国际长途话费(含语音10分钟和SMS 250条)。拥有中国移动手机号码的用户则可将该号码与韩国手机号码关联，使用韩国手机号码接听/接收来自中国移动手机号码的语音和短信。
基础套餐每月提供3GB移动数据流量，在中国境内可以浏览韩国网站及使用不同APP等。此外，每月还提供30分钟国际长途通话，帮助用户解决过去使用社交App无法联系到中方政府机关或客服中心等问题。SK Telecom用户每月支付5,500韩元(含增值税)即可享受CMLink服务。
为了纪念新服务推出，SK Telink特推出促销活动，赠送更多“CMLink中韩电话卡服务”内“一卡多号”所含语音及短信，每月提供韩国一卡多号服务转接语音100分钟、短信500条，国际长途电话50分钟(00780)和中国境内数据流量300MB/天（达量限速400Kbps，不限量使用活动），活动截止时间为10月31日。
SK Telecom以增值服务形式推出CMLink服务，可通过T world、经销商和客服中心加入。SK Telink与Free Telecom则推出“中国移动CMLink中韩电话卡套餐”，可通过SK 7 Mobile(www.sk7mobile.com)和Free T(www.freet.co.kr)官网或各公司指定营业厅加入。
SK Telink的MVNO业务负责人金光柱表示：“此次推出的CMLink中韩电话卡服务是我们仔细分析市场需求后开发的一款创新型增值服务产品，可为居住在韩国的中国人提供所需的通信服务和便利。今后，我们将与SK Telecom携手合作，积极引进用户所需的服务和套餐权益，不断推出体现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产品。”
记者李如文报导
在韩国未持有换汇许可而非法换汇2800亿韩元的三名中国人日前被查处，并被移交至检察机关。
据韩国关税厅7月16日消息，光州海关最近以涉嫌违反《外汇交易法》为由，将中国留学生A某（28岁）和无职人员B某（29岁，女）不拘留移交至光州地方检察厅。其中非法滞留的C某（29岁）目前在逃，已被下达通缉令。
据悉，他们于2017年以留学生身份进入韩国后，主要以中国留学生为对象进行小额非法换汇。之后逐渐扩大活动范围，为韩中之间想要汇款的不特定个人、贸易企业、犯罪组织等进行换汇。
除了中国留学生和进出口贸易企业，该伙人还涉及为电话诈骗等犯罪资金和来源不明的黑钱换汇。关税厅在调查过程中，向诈骗受害者归还了1亿韩元的金额。
据调查，他们为了躲避追踪和隐瞒资金来源而谨慎行动：通过网络SNS招募汇款委托人，委托资金被存入冒名存折，在韩国国内则只用现金进行交易等。
自2020年起，几人开始利用虚拟资产换汇，交易规模大幅增加，收益也随之提高。他们和在中国的当地人合作，利用从汇款委托人处得到的资金在海外购买比特币等，之后在韩国的虚拟交易所出售，不仅获得了外汇交易手续费，还能通过韩国虚拟货币相对价格较高的优势获得溢价。
据悉，三人在韩国虽然没有固定职业，但利用不当收入购买了多辆高价进口跑车，享受着奢华的生活。
近几年来，韩国一直在致力于打击非法换汇、电话诈骗和利用虚拟货币进行非法交易等活动。光州海关今年4月份还曾抓获一起利用虚拟资产进行2500亿韩元的非法换汇组织。韩国关税厅也表示，将持续对非法外汇交易进行高强度的管制。
韩国《外汇交易法》第27条之2第1项“外汇业务的登记等”显示，根据总统令规定，必须具备足够的资金、设施和专业人力才能从事外汇业务，并需要提前在企划财政部部长处登记。违者可被判处3年以下监禁或者3亿韩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人进行外汇交易时，也必须根据外汇交易规定，事先向韩国银行报告。但是个人间以非盈利为目的的外币交易，5000美元以内可以免申报。为防止发生银行账户莫名被冻结等各种风险事件，在韩国换汇时需务必小心。
记者金明国采访、李明儒报导
位于韩国京畿道华城市的中餐厅“灭共饭店”的老板近日遭到不明人士威胁，要他换下餐厅招牌，甚至以千万韩元利诱，但老板俞胜军不为所动。事件发生后，他的举动受到支持。
俞胜军自述称，今年6月25日，一名客人用餐后要求俞胜军给他打电话，并在电话中自称是“那边”派来的人。他让俞胜军把“灭共饭店”四个字摘下来，换成别的招牌，为此将会支付1000万韩元作为更换费用。并表示如果不换的话，俞胜军会“很危险”。
但俞胜军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势力在韩国的渗透行径。而“灭共饭店”不是他一个人的饭店，是追求真理的人的灯塔与希望，因此他拒绝了这无理的要求。但他也担心自己和妻子的人身安全，呼吁韩国政府的保护和各界支持。
韩国前总理表达支持：持相同立场
韩国前总理、曾任代总统职务的保守派政治人士黄教安就此事接受大纪元电话采访时向俞胜军的选择表示尊敬，“他虽然担心自身安全，也要守护韩国。”
他认为，“如果美国发生此类事件，政界人物会站出来发声。”而在韩国没有很多人向俞胜军表达支持的原因是“这些事情还没有被大众所知，但总有一天会被熟知的”。
黄教安还表示，“现在很少有人提及‘灭共’、‘反共’之类的词汇……我一直持相同立场，有机会的时候也会提起灭共饭店相关话题，向外界宣传。”
民运人士：无理行径暴露中共的无赖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韩国分部部长武振荣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很赞赏俞胜军的胆量，他认为“灭共饭店”的存在“对每一个中国人是一个绝大的刺激”。“我此前绝对想不到有个饭店能叫这个名字，中共也为此头疼。”
“虽然中共说要花1000万把这个牌子买下来，但是这个年轻人的立场、气质、和他的胆量，我不但坚决支持，而且非常佩服，他能够代表中国人反抗压迫、反抗独裁、反抗一党专政的精神。”武振荣说，“一定有很多人公开支持他，包括我们中国人也会暗暗地叫好。”
他认为，中共的行径“这恰恰暴露了中共政权的无赖、残酷，如果做得过分了，就会受到韩国法律的制约，我相信韩国法律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国民。”同时，他也表达了对俞胜军日后安全的担心和鼓励，“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穷尽一切手段在背后压制……我也替这个年轻人担心，我希望他在这一场斗争中能取得最终胜利。”
另外，他认为俞胜军在加入韩国国籍后，依然选择反抗曾经受到压迫的举动很有教育意义，“这个小伙子很不平常，按道理他成了韩国国民，应该和自己的过去脱离关系，但是他没有。”“制度在压迫人的时候，作为个人来说只能忍受，在心理层面积压。但来到韩国自由的社会环境下，他在中国遭受制度压迫的深层潜意识爆发了，人反省过来了以后，就要反抗压迫，所以他给饭店起了一个能警醒人的名字。”
“这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他继续说，“我希望广大的中国人，能够从这则消息中得到启发，能够发扬正气，从被中共压迫的屈辱中解放出来”
最后，武振荣也希望韩国人能借此看清中共专制的真面目，“大部分韩国人痛恨共产主义，痛恨共产党，因为韩国就是摆脱了朝鲜的命运，才迎来现在的发展，所以韩国人能够对反共产生一种共鸣。”
记者徐伊采访报导
“我这几次去只是听从他们的安排来看一下，今天是最后一次来你饭店。坦白跟你说，我是‘那边’派的人。”一位朝鲜族客人在用餐后，在与饭店老板俞胜军的通话中说道。
俞胜军是位于京畿道华城市的中餐厅“灭共饭店”的老板，朝鲜族，2000年来到韩国，2009年随父亲加入韩国国籍。
在韩国的生活中，他发现被中共指责为“腐朽的资本主义”才是正常的社会体制，能让人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然而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理念，在疫情期间采取了与共产主义国家一致的封控政策。
因此俞胜军时常参加保护民主自由的游行示威活动，并于2022年正式将经营的饭店招牌从“北京饭店”改为“灭共饭店”，并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受到威胁利诱 疑似背后有中共指使
2024年6月25日，俞胜军像往常一样招待着客人，其中包括一位已经来过三、四次的朝鲜族客人。下午，俞胜军收到这位客人的信息，让他下班后回电话。
拨通电话后，客人对他说，“我这几次去只是听从他们的安排过来看一下，这是最后一次来你饭店。坦白跟你说，我是‘那边’派的人。”
客人让俞胜军把“灭共饭店”四个字摘下来，换成别的招牌，并表示如果不换的话，俞胜军会“很危险”。客人说，换不是白换，他们给1000万韩元作为更换费用。
1000万韩元，对现在的俞胜军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他在开“北京饭店”时的积蓄已消耗殆尽，改招牌后客源与营业额均受损，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从银行贷款2500万至今已3年还未还上。
但是，俞胜军说，“灭共饭店”不是他一个人的饭店，是追求真理的人的灯塔与希望，因此，他想把“灭共饭店”永远开在自由的韩国土地上。他让传话人回复“那边”：“我不收莫名其妙的钱。如果是韩国政府给我补助金，我可以收，光明正大的，但是这个钱我不收。收了别人的钱，我会失去自由。”
俞胜军认为，这位客人只起到一个传话作用，不会威胁自己，真正威胁自己的是共产主义势力。因为自己2022年正式改店名为“灭共饭店”后，有一些油管博主和报社开始报导，逐渐小有名气，因此成为被关注的对象。
他说，“不是猜测，那是事实，‘那边’就是共产主义势力。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在）韩国国内已经渗透了，中国共产主义势力、北朝鲜共产主义势力已经全部渗透到韩国了，无处不在。”
心情压抑 担心妻子安全 多方寻求帮助
“他们在暗处，我在明处。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本来这个世界应该很美好，正义应该存在在这个人间。然而，这个世界黑白颠倒。我的心情十分压抑。”第一次受到威胁的俞胜军说道。
即使承受着巨大压力，为了生计，俞胜军仍每天坚持开门做生意。自那以后，他开始察言观色，提高了警惕。他说，“以前不会刻意去关注（谁不一样），但经过这件事，我会特意关注。”
最让俞胜军担心的是自己的妻子，告诉她“上下班多加小心”，却被妻子埋怨是傻子，认为多加小心也没有用。妻子认为，他不是威胁他的人的对手，即使爱韩国、爱民主自由，韩国政府也不会感激他，他反倒会受到很多威胁。
“既然那边已经有了行动，我要小心啊。”俞胜军说，“受到这样的威胁，我一个人担当不起，要靠政府和法律来保护。我是一个螳螂怎么能抵抗一个大车轮呢。‘那边’力量强大，我力量微薄，所以只能寻求保护。”
在求助曾拜访“灭共饭店”的韩国前总理黄教安后，俞胜军决定去东滩警察局报警。
坚持真理之路 呼吁支持
“经济上，我很困难，思想上、精神上没有什么鼓励，反倒受到威胁，会更疲惫。”俞胜军说，“其实维持正义的路很不好走，但是我要走，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吧。”
坚持真理与正义是俞胜军坚持下去的理由。他说：“我想把寻求正义的路发扬光大，不想让它半路夭折。”
他说，如果“灭共饭店”有一天真的无法在自由的大韩民国坚持下去，对他来说就如同失去了希望，会让他非常伤感。
借此机会，俞胜军对大纪元的读者们表示：“尽快觉醒吧。不要助纣为虐，要从善。还要经过多少压迫才能觉醒呢？追求真实、真理是人之常情。”
至于那些威胁自己的人和幕后指使者，俞胜军则向他们说：“你们有你们的算盘，我们受到压迫的人有反抗的权利……不要赶尽杀绝。”
记者金明国报导
目前，有一批中国人以无国籍者的身份在韩国滞留，无法获得合法的滞留资格，在就业、看病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
据首尔朝鲜族教会徐京锡牧师介绍，他的教会中就有一位无国籍同胞，这名中国人曾经用假护照来到韩国。期间，韩国政府给了这些假护照持有者一个救济的机会。如果这位同胞当时申请了救济，不仅可以改成正式护照，而且能获得合法居留身份。
然而出于各种原因，当时有些人没能申请救济。这名中国人也是如此。因为当时家里有事，家人生病需要照顾，他错过了当时申请救济的机会。
后来这名中国人想申请韩国国籍的时候，被发现使用的是假护照，不仅国籍申请未通过，还成为了非法滞留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长时间没有返回中国，他的中国国籍也被取消了，也就成为了无国籍者。虽然他今后不必担心被遣返回中国，但在韩国的生活变得非常痛苦。
因为他无法开设银行账户，也不能获得医疗保险、不能出国、不能正常就业，所以在韩国的生活变得寸步难行、苦不堪言。
徐京锡牧师表示，想要让政府解决无国籍同胞的问题并向他们赋予韩国国籍，这在短期内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大多韩国人对朝鲜族同胞的看法冷淡，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给他们国籍。
“因此，我认为首先应该采取措施，让无国籍者在韩国能够正常合法地居住，可以享受医疗保险，能够开设账户。我想要开展这样的活动。”他说。
徐牧师表示，目前的难度主要在于尚不知韩国到底有多少无国籍同胞，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向他们申请解决难处，心中无底。为此，徐牧师写了一封给无国籍同胞的信，寄给了一千多人，询问他们周边有没有无国籍者，并希望收信者能够通知他们。他说，目前收到的申请者人数共有三人。
徐牧师希望通过更多的宣传，让所有无国籍者都能联系他们，让他们听取无国籍者的心声，然后向政府呼吁解决无国籍者的问题。
“我想这些人虽然人数不会那么多，但他们处境艰难，希望政府能给予这些人合法的签证，无论是F4签证还是在外同胞签证。即使不给国籍，也希望能采取人道主义措施，让他们能够在这里生活。“
他也希望通过大纪元时报的报导，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并联系他。
信函全文如下：
致朝鲜族同胞的一封信
请将这封信转交给您周围的无国籍同胞。
您好，我是徐京锡牧师。朝鲜族同胞社区中有很多无国籍者。过去，许多同胞使用他人的名字在中国办理护照后进入韩国。然而，韩国政府也意识到有许多这样的同胞，给了他们自愿申报伪名护照的机会，以便进行救济。但有些同胞错过了申报伪名护照的机会，后来被发现使用伪名取得国籍，因此国籍被取消，或者在取得国籍前被发现使用伪名，未能获得国籍。如果他们仍是中国国籍，就会成为非法滞留者，但如果中国国籍被取消，他们就成为无国籍者。错过了申报伪名护照的机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然而，无国籍者在韩国的生活非常痛苦。他们没有医疗保险，无法与银行进行交易，也不能就业。即使想回中国也无法回去。但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因此，法务部应对无国籍者采取人道主义措施，使他们能够在韩国正常生活。法务部曾对非法滞留者采取过救济措施，将非法身份转为合法身份，但对无国籍者却没有类似的救济措施。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无国籍者有多少人。
因此，我希望首先接受朝鲜族无国籍者的申请，并了解无国籍者的生活有多么痛苦。统计这些资料后，我们才能向法务部呼吁对无国籍者采取人道主义措施。为了让法务部采取救济措施，我们首先需要营造舆论。
如果您周围有无国籍同胞，请告知“朝鲜族爱心分享”团体的秘书长金洪旭（010-4858-6211），使我能够为无国籍者争取权益。谢谢。
徐京锡牧师 敬上
（大纪元专题部记者吴欢心、张钟元采访报导）近年来，中国游客在海外不讲公德的行为时见报端。日前，一名中国大陆女子让自己的几岁的孩子在韩国济州岛随地大便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引发韩国民众愤怒，纷纷指责一些中国人的没道德，没素质。
6月18日，韩国网络社区“济州mom cafe”上上传了一条题目为“中国人真是太过分了，请大家一定要看看！”的帖子并附有照片。照片显示，在济州市莲洞的一个繁华街道大道边的林荫树旁，一个几岁大的孩子在大便。一位看似孩子母亲的女性守在旁边，该女性旁边还站着一名同行的女性。他们周围是大量的通过人行道的游客。
上传者在贴文上写道：“中国人来济州岛旅行没问题，但他们却让自己的孩子在人家的街道上大便。我作为济州岛岛民，非常生气，所以报了警。”
上传者还写道：“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韩国人把小狗的大便都用袋子处理干净，但是这是人的大便啊！为什么要玷污别的国家？”
“本来人行横道显示是红灯，可是他们（中国人）却像看到绿灯一样成群结队地过马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常识？”他继续写道。（先前报导：2大陆女游客遭爆 台湾阿里山游乐区便溺）
目击当时情况的另一位韩国人也上传了当时拍下的视频。他写道：“因为是生平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所以先是发了一会儿呆才拍了视频。她们都是中国人，因为不懂中文，所以我用英语对她们进行了指责，但她们却没理我。”
这两个帖子在韩国多个网络社区迅速传开，韩国媒体也大举报导该事件。韩国民众纷纷表示既肮脏又愚昧。
有的问：“在别的国家这样做像话吗”？也有的说，“在行人多的路边大便，怎么能这么厚颜无耻”。更有人质问：“这也要看作是中国文化吗？”
济州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到达现场，但并未找到照片中的中国游客。
按照韩国的法律，在路边大小便的行为可以按照《轻罪处罚法》进行处罚。该法第3条明确规定：在道路、公园或其它众人聚集或来往的地方随意吐痰或大小便的行为，可以处以10万韩元（约72.5美元）以下的罚款或拘留。
随着韩国重新开启了一度中断的中国游客入境济州免签证，以及济州道政府大力吸引中国游客的做法，今年以来连接济州和中国主要城市的直飞航线大幅增加。据济州观光协会透露，今年1月至4月，总数为54.0392万人的外国游客中，中国游客达42.4585万人，占78.6%。而去年同期的10.0215万名游客中，中国游客只有1.9726万名，占19.7%。
中共破坏道德的恶果
中国人因在旅游景点不文明的行为而受到外国人指责的事例比比皆是。
今年早些时候，一对中国夫妇让自己的女儿在泰国曼谷著名景点查克里·玛哈·巴颂王宫前小便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广传，引发泰国民众强烈不满，泰国旅游体育部长瑟萨克·蓬帕尼也亲自出面表示：“游客的行为不当”，并指示相关机构进行调查。
2018年，中国游学团一学生在香港尖沙咀地铁站过道大便。清洁工随后清理时，一香港女市民怒斥该学生和带队老师不文明行为近1分钟。
2016年，两名中国男性游客在澳洲悉尼王家植物园随地小便，并和上前阻止的员警发生冲突，最终因“袭警”被当场逮捕。
2015年，一名中国大妈抱着男童，让他在英国一家巴宝莉（Burberry）的商店外大便，尽管地上有垫上一张纸，但厕所也仅在几公尺之外。此举招致异样眼光与非议。
2014年，一对中国大陆夫妇在香港闹市街头让小孩路边小便，引来一名香港男子不满，拿手机拍摄，遭孩子父亲抢走相机和记忆卡，孩子母亲打了路人一耳光。员警到场调查后，父亲无条件释放，母亲涉嫌袭击被捕。
2012年，法国时尚品牌Zadig &Voltaire曾表示，因为中国游客质素太差无品位，2014年在巴黎开张的新酒店将不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
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原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教育副教授李文华向大纪元表示，虽然一些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种行为的不文明，但是为什么依然这么普遍，“根本原因是中共的党文化破坏了传统文化，使礼仪之邦变成了虎狼之邦。”
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仁、义、礼、智、信等内涵，在共产党统治中国以前，中国一直以崇尚礼仪著称，素有“礼仪之邦”之美誉，并在历史上深深影响了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但中共把中国人的礼义廉耻全破坏掉了。
“所以，不讲道德，没有私德，更没有羞耻感的中国人到处都是。说到底，是中共在使他们丢中国人的脸。”他说。
责任编辑：连书华
记者李如文报导
近日，一名中国人在济州某牙科医院接受种植牙手术后死亡，遗属方面认为这是一起医疗事故，而院方对此表示否认。韩国警方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综合6月12日消息，中国人A某（61岁）于今年2月28日下午2点左右在济州道的一家牙科医院接受了2个多小时的种植牙手术。拔掉了晃动的6颗牙齿，并在上颌和下颌各种植了2颗牙齿。
术后，A某根据医院的指示含着卫生棉回到家中，但当天下午7点30分左右，A某突感疼痛，并在1小时30分钟后开始吐血，家人急忙拨打119急救电话，在此过程中A某晕倒。急救人员赶到后将其送往综合医院抢救，但最终不幸身亡。
济州大学法医教研室的尸检结果显示，A某在种植牙的过程中，固定装置（植入牙龈骨中，起到种植牙牙柱作用的构造物）导致下颌骨破碎，造成粉碎性骨折，可能导致骨折部位持续出血引发死亡。
A某的遗属认为这是一起医疗事故，并指责院方在事件发生后，即使尸检报告出来也一直没有真诚地道歉，并怀疑为A某施术的医生并非院长，而是外聘医生。她在接受韩媒采访时表示，“我们在医院门前进行一人示威时，院方还威胁要报警起诉我们。事故发生2个多月后，院长才来见我们，表示哀悼和道歉，这根本不算是诚挚的道歉。”
目前，济州警察厅暴力犯罪调查队医疗安全组以业务过失致死的嫌疑，正在对相关牙科医院进行调查。警方扣押了院方的监控录像和相关资料，并根据尸检报告调查院方是否存在过失行为。
牙科医院方面对遗属的说法表示否认，他们认为A某在手术后已经基本止血，并且正常步行回家。如果当时存在粉碎性骨折，是不可能正常回家的。院方还称，即使存在骨折，也“需要确认是否与死亡有直接的联系，是否属于手术医生的过失。”他们还认为在遗属前往医院时，他们已经充分表达了慰问和哀悼之意，并提议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
据悉，A某去年5月根据韩国的投资移民制度获得了投资移民签证并居住在济州。他认为韩国的医疗环境比中国更好，因此在济州的医院接受了种植牙手术。
大纪元记者18日就此事致电相关牙科医院和济州警方，院方表示不愿接受记者采访，警方相关人士则表示该事件还在调查中，暂时不便透露最新进展。
记者徐伊采访报导
韩国人口生育率自1970年代起持续下降，2021年创下世界最低出生率后，连年打破最低纪录。2023年韩国生育率较前一年再降8%，为0.72。在近年不婚不育的大潮下，韩国统计厅预测，到2072年，韩国人口将从目前的5163万（截至2022年）减少到3620万。
而在这样全球出生率最低的韩国、韩国各地中出生率最低的首尔（0.59），有一对年轻的中国同胞夫妇和三个孩子幸福地生活着。
最近迎来第五位家庭成员的这对夫妇开心地表示，“明天就百天了。”妈妈眼角眯了起来，“我们家老三可乖了。”
失而复得的意外惊喜
三个孩子的父母——妈妈马乐和爸爸金靖哲在中国读初中时相识。马乐是汉族，已加入韩国籍，金靖哲是尚未入籍的朝鲜族，两个人在韩国组成了中韩多元文化家庭。金靖哲目前在一家韩国公司从事公寓外墙翻新工作，马乐则全职在家照顾孩子。
本来就喜欢小孩的小夫妻一直想组织一个大家庭，马乐说：“我比较喜欢孩子，有老大之前就喜欢，从没想过只要一个孩子。我们小的时候计划生育，一家一个孩子，我就觉得特别孤单，觉得有兄弟姐妹的话会很好。生了老大以后，就希望他有自己的兄弟姐妹。”
大儿子出生多年后，2018年，备孕多年的马乐终于怀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就在小两口满心期待孩子降临的时候，命运却和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双胞胎得了双胎输血综合症，两个宝宝的血管长在了一起。后来 手术失败，一个孩子胎死腹中，另一个也没能保住。
“(流产后)一直要孩子，一直没有孩子，生老二的时候怀孕就已经特别难了。好几年也不怀孕，都想要去医院不孕不育看一看了。”马乐回忆道，“第三胎就是顺其自然，没想到那么快就能再怀孕，因为老二还在吃奶当中。”
金靖哲表示，虽然没有计划连着生老二老三，但是这两个女儿好像是当年的双胞胎陆续回来了：“其实有计划要第三胎，但没想到连年生。不过也不是偶然的吧，之前走的双胞胎也是两个女孩。”
“连着一起生我觉得也挺好的，两个一起就带大了。”马乐介绍说：“大儿子现在上5年级，11岁。老二马上2岁，老三3个多月，明天就百天了。”
韩国生育支援多 媲美全职工资
“国内有钱人才可劲儿生，所以国内的亲人都觉得：这小子是不是挣大钱了？”夫妻俩表示，韩国的生育福利才是让他们放心诞下宝宝的秘诀，“韩国的福利待遇好嘛。”
2006年，韩国政府首次针对低生育率低问题投入2.1万亿韩元预算，该数字到2023年已增至48.2万亿。以2024年为基准，89%的地方政府还自发实行“生育支援金”政策，整体预算规模达5735亿韩元。
以金靖哲一家为例，从母亲怀孕开始，每月就可得到70万韩元的交通补助，可用于自家车加油、出租车、地铁、公交。老二老三出生时各自收到了200万韩元的一次性补助，叫“初次见面使用券（첫만남 이용권）”。现在每个月还可收到政府提供的160万韩元补助金，其中老大10万，老二50万，老三100万。
除此之外，政府还向新生儿提供24个月的尿不湿，燃气费、电费、水费补助，甚至包括大米等。
马乐介绍说：“每人每月给10公斤大米，只需支付2500韩元的邮费，直接送到家门口。我们家五口人，就给50公斤，但是太多了，吃不了，我就每次只要20公斤。燃气水电只要到缴费的地方申请就可以了，给的量每次都用不完。”
马乐接着说：“这跟我出去工作挣的钱差不多。如果我出去工作的话，能挣200万，好像还挺辛苦的。在家里带孩子，生活补助也够用了。”
政府支援月嫂 相处亲如一家
夫妻俩一致同意，在育儿过程中，最难的问题是带孩子。
“（在韩国）养孩子基本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看小孩很辛苦。”金靖哲解释道：“我上班的时候，只有太太和岳母两个人，就很辛苦，特别是连年生的小孩。”
首尔市政府对此很重视，推出了“首尔型家政服务”项目，为居住在首尔的中等收入150%以下的孕妇、双职工、多子女家庭提供上门家政服务。虽然服务项目不包括看小孩、照顾老人等，但可以通过分担家务减轻带孩子的负担。
2021年，永登浦区率先试行包含看小孩服务的上门家政项目，全部费用由政府负担。“生老二的时候，国家直接支援了一个阿姨，每天来三个小时，做饭、打扫卫生、带孩子。除了红日子，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来，一分钱都不花。”
马乐说，老人看自己在韩国没有亲戚朋友，一个人带孩子，很心疼，就把自己当女儿一样。老人每次给自己儿子做小菜的时候，都会想起来马乐，就给她也带一份。
金靖哲还提到，这位老人非常富有，来照看孩子时，还经常带来价值不菲的水果等。他简单地算了算：“她拿来的水果都是很贵的苹果和梨，买水果的钱比她做月嫂的工资都高。她一天在我们家做三个小时，也就三万多韩元，她给我们拿那么贵的水果。就像亲妈一样。”
两夫妻对老人赞口不绝，认为老人很有素质，也对老人很客气，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一样。
可惜这个项目试行2年后被取消，金靖哲说：“现在（老人）没啥事儿还来，因为跟老二有感情了，我们过年过节也去看她。”
生下老三后，夫妻俩正在考虑申请“照顾幼儿钟点工”的服务项目，通过补助，马乐一家每小时仅需负担1745韩元就可雇用新的阿姨，其余费用均由国家支付。而这笔不大的费用也可通过“首尔型产后调理经费”中的每月50万韩元“健康管理补助”来交纳。
注重教育 为孩子量身打造梦想
谈话过程中，夫妻俩数次感叹韩国福利的多样化，而且特别提到由保健福祉部主导的“梦想开始（드림스타트）”项目。该项目旨在为弱势儿童提供量身定制的综合服务，特别是像金靖哲家这样的多元文化、多子女家庭的孩子。
这一项目向孩子提供每个月3万韩元的学院补助，发放首尔各大公园免费入场券，还组织多种多样的教育、体验活动。
通过学院补助，马乐的大儿子参加了钢琴、数学和英语培训班，由于韩国教育质量有保障，孩子参加学院的进步相对明显。“我朋友的孩子在中国学钢琴，一个小时交120元，但不是都是用来学习的，还包括课堂上的练习时间。根本什么都学不到，父母每天辛苦带着孩子去学钢琴，那么累还没效果。”马乐说道。
而马乐的儿子参加钢琴培训班后，在2023年韩国教育监杯钢琴大赛中获得全韩3年级第一名的成绩。马乐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把钢琴学院的院长也吓了一跳，因为这是我儿子第一次参加比赛。”
为确保满足各家庭不同的需求，“梦想开始”项目采用一对一的形式，向每个家庭指派一名专门负责的区厅工作人员。该负责人员每个月会定期登门拜访，询问孩子的具体需求。
最近一次，金靖哲一家的负责人严敏善（音译）因为每次家访时都看到老大在弹钢琴，建议老大申请韩国文化广播电台（MBC）著名节目主持人刘在锡通过麦粒福利财团（밀알복지재단）为多文化家庭中有突出艺术才能的孩子提供支援的项目，并亲自写了推荐书。
由于有在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获奖证书提交上去后，老大就被选上了，获得了700万韩元支援金。马乐用340万给大儿子买了一架属于自己的雅马哈电子钢琴，余下的360万则用来支付每个月18万韩元的钢琴学费，可以用20个月。
由于出色的演奏技巧，去年年底，老大还收到MBC举办的2024新年音乐会‘MBC好朋友音乐会（MBC 좋은 친구 음악회）’邀请，登上MBC的舞台，为出席的韩国总统和各国使节献曲。
“之前国内不是搞什么精准扶贫嘛，韩国这才是真正的精准，特别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就感觉这个国家的税真正花在百姓身上了。韩国人可能没感觉，但是我们从中国出来，这一对比，就是很明显。”金靖哲感叹道。
说着，金靖哲又拿出一张纸介绍道：“这个是项目负责人和我们家之间的‘承诺书’。”
原来，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孩子、父母、项目负责人三方都需完成两项任务，从游戏时间到健康家常饭和节日礼物等，金靖哲指着纸张的右上方：“我们在这签了字。”
项目负责人也会关心产妇的心理健康，主动询问是否有产后抑郁等问题，有异常时马上帮助联系心理咨询专家。产妇也可以参加排解压力的心理课程，以及育儿培训等。
韩国教育医疗体制健全·设施完善
与中国不同
另一个让夫妻俩深有感触的是韩国的育儿设施完善，妈妈在家全职照顾老二老三的时候，不用为上小学的老大操心。
在韩国，学校和补习班遍布居民住宅附近，孩子上下学不需要走太远，也不需要过大马路。马乐说：“在中国上补习班，父母要来回接送。在韩国，孩子放学了自己就可以去。像我儿子学钢琴、数学、英语，都是放学后自己去，特别安全。”
此外，韩国政府建立的养育中心（키움센터），不仅为小孩提供晚餐，还有两个老师专门陪孩子们玩耍，同时提供多样化文化生活，如体育、绘画等。类似中国的托管班，但是不收取任何费用。马乐说：“我们搬家过来的时候，我怀了老二，那时老大二年级，放学后就去养育中心。”
而中国的教师受贿问题和小孩面临差别对待的情况在韩国也鲜有发生。金靖哲说：“老师根本不收礼，根本不知道孩子家有钱没钱。要是中国的话，哪个班、哪个小孩条件好，父母做什么，老师都知道。”
处于成长阶段的孩子，体质相对较弱，看病买药也是父母经常关心的。马乐和金靖哲对韩国的医疗非常满意。
马乐说：“比较我跟我表妹就能知道。表妹家在中国，孩子生病了，全家得两三个人一起去医院，得开车，有的时候排一天队都看不上病。在韩国小儿科多，还有医疗补助。我们家孩子去医院看病一个人就是1000韩元，不管花多少钱我们都只交1000块钱，去药店是500，剩下的全部国家给报销。”
“我妹妹孩子发烧，打针一个疗程要1000元。我妹妹一个月才开3000块钱，你想想上医院负担多大吧，（在中国）真是不敢要孩子。”马乐回忆道。
理解韩国生育率低 自己生四个五个都行
韩国的福利政策让金靖哲心怀感激：“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吧，就像是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能多给你一个东西就很感谢了。（韩国给这么多福利）真是意外收获的感觉。”
比起久居韩国的夫妻二人，马乐的父亲来看望女儿时，更是对韩国的福利感到惊讶。金靖哲提及此事时表示：“我岳父来韩国，一比较，也说差太多了，福利、教育、医疗……还是韩国好。我虽然不富有，但是养活孩子不犯愁啊。”
马乐也同意他的说法：“在韩国养孩子，既然已经有二胎、三胎，再多也没有关系。”“我爸说了，在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让我继续再生，四个、五个也行！”
然而，提到韩国锐减的生育率，金靖哲感到震惊，最近在妇产科的经历也让他感慨颇多。“生老二的时候，妇产科几十个病房虽然没满，还有不少人，婴儿房里也有十多个孩子。生老三的时候，病房基本是空的，婴儿房就只有三个孩子。急诊室、其他科室都人满为患，唯独妇产科空空的。”
他认为，韩国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想法可能源自社会教育问题，让人们变得“自己只管自己，自私，没有家庭观念”。他说：“我们工作也很辛苦，劳动强度也很大。但是生活不就是这样嘛，有自己的责任，挣钱养活子女，享受家庭幸福。”
马乐表示同意，“人越来越自私，就想过自己的小日子，不愿承担对孩子一辈子的责任。” 她也认为，是韩国快节奏的生活让很多人选择不婚。
但是马乐也觉得，这与上一辈韩国人的生活压力和多子女家庭结构也不无关系。“韩国的爷爷奶奶不帮着带孩子，自己出去赚钱。而且韩国家庭一般是好几个孩子，如果我不是独生子女，我妈可能也不一定能过来（帮我）。”
因此，夫妻俩表示理解，因为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两人也决定暂停继续要孩子的计划。金靖哲说：“可以多生，我们根本就不犯愁。但是现在不想再生的原因是没人帮看，而不是怕养不活。”
“国家（韩国）给的已经很多了，很多福利，带孩子也轻松，不会让你觉得很累那种。”但是同时抚养几个孩子，还是容易人手不足。马乐说：“我对政府唯一的希望就是可以提供到家里看孩子的那种阿姨。”
（大纪元记者徐依韩国采访报导）“我爸膝盖骨被打得露出来了，我妈后来被逼上吊……”移民至韩国的77岁朝鲜族朴汉孝回忆起在中国文革时期的经历，感叹往事不堪回首，“太惨了、太惨了”，“别提了、别提了”。
朴汉孝的父亲年轻时离开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故土，从韩国江原道一路北上进入中国东北。不想，一时的逃荒，开启了一辈子的异乡生活。
16岁的大哥被送上南北韩战场
朴汉孝对记者说，自有记忆起，在中国就经历连续不断的运动。特别是，在1950年时，当时只有16岁的哥哥在中共打着“抗美援朝”的旗号下，扑奔在南北韩（6・25）战场。
他说，当时由于中共封锁信息，在中国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到韩国后才得知，所谓的南北韩战争是朝鲜突袭韩国，并快速令韩国的首都沦陷。为此，联合国派遣以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为总司令的各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迎战朝鲜，迫使朝鲜退至38线以北。
就在南北韩战争结束在即，毛泽东在当时已经得知美国不会越过中朝边界的情况下，还是打着“反抗（美国）侵略”和“保家卫国”的口号，突然加入战争。
朴汉孝介绍，中共为了征兵，在朝鲜族圈里，一家只要有两个男丁，不管婚否，必须有一个参加。从韩半岛迁徙到中国的朝鲜族重回故土，与同胞兵戎相见。
朴汉孝说，当时记得很清楚 “我哥哥小学刚毕业，16岁，我才5岁，必须去一个，就把我哥哥送到朝鲜战场去了。
“我们屯里大部分人都没有回来，死在战场上。哥哥年纪小，个子也不高，在志愿军里面做卫生员，有幸活着回来了。”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 引发大饥荒
韩战结束以后，随着多个政治运动兴起，毛泽东又发动了所谓的“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全民土法大炼钢。
还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朴汉孝注意到，自己生活的村子有一大块地专门用于放置炼铁炉，是凡家里有废铁的，都要上交，“我亲眼看见破锅被送去。我们学生一个月去一次，拿小锤子砸矿石，砸成小块送进去。”
他还看到路上有人带着脚镣，摇摇摆摆地走着，后来听说，“这个人因为反对炼钢，说（炼钢）劳民伤财，被打成了反革命，要接受改造，所以才被戴上脚镣。”
当时，全民忙于大炼钢铁，无暇顾及农田，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也没人去收。同时，各地应和《人民日报》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竞相放出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后又根据各地谎报产量，强行征收粮食，最终造成了约4,500万人的大饥荒。
提起三年“大跃进”中吃不饱的日子，朴汉孝感叹“太苦了”，他说：“3年多没饭吃。我还吃过糠，粗糠筛出来的面中，少掺一点大米磨成的面。（粗糠面）吃完反胃，但也得吃，没有别的。”
他说，为了活下去，人们靠挖野菜充饥。有的人挖野菜的时候，因为无法区分野菜毒性，不幸中毒。朴汉孝曾看到中毒的农村人，“肚子大得像小山包似的”。
说到此，朴汉孝对勤劳的母亲说不尽的感激，不然我们兄弟姊妹能否能活到今天，“多亏我妈妈上山挖野菜，煮了掺着一点几乎看不到的面。冬天之前我妈妈还把挖的野菜，煮熟后晒干攒起来。要不然（我家）也得饿死一两个。”
朴母用民间偏方行医救人 文革却被批斗上吊
回顾五十年在中国的生活，朴汉孝印象最深的是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这场被不少中国人称为“十年浩劫”的运动，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从地主、资本家、历史反革命，到特务、知识分子、宗教信仰人士，无所不及，对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遗留下的传统文化进行最后的批斗、清洗。
朴汉孝的母亲因为掌握多种民间偏方，在乡里给小孩治病，据朴汉孝介绍，朴母是乡里公认的好人。因为懂民间土方，朴母自己采药、配药、针灸，给小孩治病。有些疾病连医生也束手无策，她却能手到病除，而且不收钱。因此乡里没有人不认识她。
朴汉孝说：“当时，有一个邻居结婚后四五年没有孩子，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喘不过气死了，第二个也是。第三个就害怕了，后来找我母亲给治好了。从那以后连生了好几个孩子。”
然而，这些医术却成了文革期间朴母被批斗的借口。
朴汉孝痛心的表示，文化大革命因破四旧，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珍贵的文物损失不可计量，很多民间流传治病良方也因破四旧运动被消失殆尽。
朴汉孝母亲也因此被打成“黑医”、“坏分子”，天天批斗，“我妈妈被隔离到一个小屋里，天天被斗，还吊打。不许她抬头，一抬头就揍她，给我妈妈斗得最后都成罗锅了，走道都这样事儿的。”朴汉孝一边说一边做出90度弯腰姿势。
他说，白天乡亲们看着他父母挨批斗，只有晚上才有人偷偷摸摸给他母亲送点治疗外伤药，“那个年代谁也不敢说句公道话”。
虽然如此，承受到极限的朴母还是选择了上吊，幸好被一个放牛的人远远看见，才被解救下来。可是那些珍贵的民间偏方却没能留传下来。
朴父向党“坦白从宽” 却被扣上坏分子 膝盖跪烂
朴汉孝的父亲为了挣一碗饭吃，参加过国民政府警察考试，但是46、47年的时候就不干了。朴父听信中共的“坦白从宽”的话，去政府汇报了自己当警察的经历。可是文革一开始，就因此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游街批斗，吃尽了苦头。
朴汉孝痛心道：“给我爸爸小腿前面给垫个棍子，让他跪在石头上斗他，跪得膝盖都烂了，骨头都露出来。还给我爸爸灌辣椒水，灌嘴里、鼻子里，那刑都受过。哎呀，别提了。”
因为是坏分子，朴汉孝的父母只能做最脏最累的活，挣最少的4～5工分（注：大跃进时期实行按劳分配的工分制，即干多少活，给多少工分，拿多少工资）；年末按工分结算粮食配给，不够吃；分到最不好的地，种了菜几乎不长，也得种。
回首过往，朴汉孝感叹善恶终有报，他说可怪了，文革结束后，“斗我爸妈的那些人，都提前去世了，反过来呢，我们家生活比别人家还好一点。”◇
责任编辑：叶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