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区

记者谢偕报导 一名居住在济州的中国人，因对楼上住户发出的噪音感到不满，而持刀上楼威胁上层住户，被韩国警方拘留。 济州西部警察厅4日透露，他们以涉嫌特殊威胁罪对40多岁的中国人A某立案，但并未将其拘留。 据悉，A某于2月27日晚上8点左右，居住在济州市汉拿山的一家度假村期间，对楼上住户发出的噪音感到愤怒，便持刀上楼，大声喊叫并多次用脚踢门，威胁楼上客人。 警方确认，A某长期居留在济州当地，警方计划在调查后将A某送交至检察机关。#

记者安景报导 来自中国的朝鲜族徐永龙1992年来到韩国，那时的他不时感叹这里的自由环境：“我觉得这里很好，不像在中国那样受管制，言论自由，生活也方便。我在韩国书店还能看到很多中国看不到的书，很多传统文化方面的书在中国都是被封杀的。” 谈及传统文化在中国受到的打压，徐永龙讲述了他们一家在文革中的经历及见闻，并慨叹道：朝鲜族的传统观念都在文革期间被打乱了！ 父亲受打压病逝 母亲拉扯5个孩子长大 日本侵略时期，他的父亲从韩国逃难至中国，在黑龙江某地管理水利部门，却因有一定的能力而遭到中共打压，郁郁而终。他回忆称，“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水平不错，相当于富农的程度。但我们地区被中共统治之后，凡是富裕的人都成为了被打倒的对象，家产、土地全部被没收，导致我们家无法在原来的地方待下去了，逃到了另一个城市，我父亲本来挺健康的人，50多岁就成了半身不遂的状态，后来在我小学一年级时去世。” “我还记得父亲火化那天，我们跪在一边哭，有人浇油、埋骨灰，村里很多人都来看，还有人念悼词。后来我听别人说，我父亲在韩国时是很有能力、很出名的人，但去世得那么早，非常可惜。” 徐永龙表示，父母在他们小时候对这些事情闭口不谈，他所知道的这些事情，都是家里最大的姐姐后来告诉他们的，“由于父亲瘫痪，我母亲自己干农活，养家糊口。母亲大字不识一个，非常辛苦地带大了兄弟姐妹5个。” 文革时 厌恶学校风气 隐瞒在韩国有亲属 “文革时我正在读中学，由于性格老实，学习成绩好，是当时的班长。文革后上课时间也不学习，我们班里50多个人互相之间经常打成一片，老师来了也不敢管我们。整个学校300多人，斗老师斗得很厉害，校长也被学生围着攻击，非常混乱，学校里整个处于瘫痪状态。” 他感叹道：“文革以前学生们很有秩序，但后来都不学习了，搞那些在社会上学的派系斗争，但我们当时都觉得很正常：毛泽东这么搞，就跟着呗！但是中共统治下的学生因此没有受到正常的思想教育，没有了道德标准，哪个人和自己意见不同，或是得罪了别人，就会打人或是挨打，后来走到社会上也是这样，朝鲜族原来都很孝顺父母，但后来整个社会的传统观念都被打乱了。” 在混乱的学校和家人之间，徐永龙选择了回到农村帮母亲干活，“由于母亲一个人很苦，我初二时就回到农村，帮母亲干了2年的农活，19岁的时候就去当兵了。” 由于徐永龙一家当时在韩国有亲属，即使当兵的过程也让他提心吊胆，生怕揭发后被批斗：“我父母在韩国都有亲属，妈妈不让我出去说，怕让外人知道，当兵的时候填表也要瞒着”。 “我们村里的人基本都是从韩国过去的，也都知道不能说在韩国有亲戚，全都隐瞒着”，他还回忆道，“那个时候在中国不让听韩国的广播，你如果听了就说你是反革命特务，但我们那里很多人都悄悄地听。” “传统观念被打乱 社会腐败” 谈到文革对后世的影响，徐永龙很有感慨：“文革以后，整个社会都败坏了。有能力、有技术专长的人都被打压，请客送礼也很厉害。” 当时曾担任村长的他亲身见证了中共体制下的种种腐败和利益交换：“我当了17年干部，那时自己一年给乡、县、市当官送礼的大米，将近2万斤。因为你给别人送这个礼，国家会给你支援钱，给你补偿，就是鼓励你走后门。我们当时还觉得很认同：这挺好的啊，既给别人送礼了，自己还能得到钱。现在一回想，真是腐败啊！” 他还补充道“我当村长的时候，我们朝鲜族那个乡一共有14个村，到哪个村里去他们都请客，我中午晚上都是在外面吃饭，都是国家给的钱。”#

韩国京畿道华城市东滩新都市的一家中华料理店，招牌上赫然标示着“灭共饭店”。由于打出来的招牌独特，加之老板的身份是来自中国的朝鲜族，这家饭店的故事在韩国社会很快地传开了。

记者李明儒报导 统计统计数据，2023年通过在韩国济州岛购买房地产办理移民的外国投资者中，超过3/4是中国人。 济州道政府等相关部门2月5日透露，去年全年，外国人通过观光度假设施投资移民制度，共购买39套位于当地的观光住宿设施，投资金额总计290亿韩元。 其中，至少有30笔（76.9%）的买家是中国人，俄罗斯、美国等紧随其后。 根据韩国的外国人观光度假设施投资移民制度，外国投资者通过购买位于济州道等地区指定的观光度假设施（2023年5月，最低金额上调至10亿韩元），可获得在韩国从事自由经济活动的居住签证(F-2)，保持投资状态5年以上时，则可以获得永久居住资格(F-5)。 在疫情冲击下，原本活跃的济州道投资移民制度（公益事业投资移民制和观光度假设施投资移民制）从2019年的205笔骤减至2021年的13笔和2022年的16笔，而去年则小幅回升至64笔。

记者李明儒报导 位于韩国首尔境内的大型饭店“东方明珠”的代表近期被移交审判，该饭店被韩国反间谍部门怀疑为中共公安在韩国的秘密警察据点。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刑事2部2日表示，以违反《食品卫生法》、《户外广告物法》、《信贷专门金融业法》等嫌疑，对东方明珠法人、代表王海军（中国籍，46岁）进行了不拘留起诉。 检方表示，王某经营的东方明珠大型饭店，涉嫌在2021年12月营业申报期限到期后，在未向管辖区政府申报的情况下继续营业。 此外，2022年12月，东方明珠被怀疑是秘密警察局据点后，该饭店为了澄清，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餐厅外墙上擅自设置电子屏幕并播放标语，包括“操纵韩国政治,破坏韩中友好”等字样。 检察机关还将王某的配偶林某，以及与林某经营的其他饭店的法人共同移交审判。该饭店涉嫌在未申报的情况下营业，并以东方明珠的名义结算该饭店相关货款。 首尔松坡警察署去年3月将该案件移交给了首尔东部地方检察厅，南大门警察署同年7月将林某事件移交给了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 去年11月，首尔东部地方检察厅将案件移交至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并在经过调查进行统一处理。

现任韩中日国际文化研究院院长 著书百余部 感叹“共产党比黑社会更可怕” 记者李润静采访、安景编译报导 去年12月出版《与中国共产党作斗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的作家金文学表示：“我厌恶压迫自由的共产主义中国，因此下决心在拥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向大家讲述中国的实际情况。” 金文学出生于中国沈阳，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文学系，后前往日本留学并于2004年加入日本国籍。作为一名比较文化学者，他著有百余本对于中日韩（朝鲜）三地区的民族文化进行比较、批判的书籍，并以中、日、韩三语出版，他还积极参加电视节目和现场演讲等活动。 他在接受韩文大纪元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自己的最新著作：“这本书收录了在中国持续发表批判性反体制言论的知识分子们的声音，可以说是一种内部揭发。我希望把批评和揭发中国共产党真实面目和中国现实的声音，传达给在中国之外的人。” 金文学在2015～2020年间，与30多名中国精英知识分子见面并交谈，最终选择了13人的观点，并汇聚完成了《与中国共产党作斗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 这13人包括把中共类比“纳粹”、呼吁多党制和言论自由的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公开指责“中国共产党是21世纪的纳粹”的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直言“（共产党）把人当工具的统治方式，比病毒更毒”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等。 对于这些发自于中国内部的呼声，金文学感叹道：“我觉得这是作为批判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民族的使命感。他们唤醒人民，提出中国社会的发展方案……以生命为代价。”“虽然中国有很多在西方留学的人，也有很多人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大部分人因为害怕而不敢说话。而在中国大陆的独裁体制下，对中国不合理和弊病不断进行勇敢批判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勇士。他们在受到严厉的言论管制和侵犯人权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信念，我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据全球退党中心统计，截至目前，已有4.2亿多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组织。谈及此，金文学表示：“在中国只看中央电视台（cctv）节目的人可能会认为中国很伟大，但是不看的人占比更多。清醒的知识分子、出国的年轻人已经知道了中国有多差、多落后……当时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共产党感到危机，因此开始镇压，这些事实在海外都得到了证实，很多中国人到国外后也知道了真相，很多人为了逃离中共的手掌心而退党。” 中共严重渗透 韩国领导层应转变认识 对于中共侵犯人权和渗透外国的行为，韩国社会领导层大部分都采取回避态度，金文学认为，这其中包含了韩中两国历史上的角色关系：“韩国传统儒教思想中包含‘事大主义’（小国以服从大国来保存自身的策略），韩国的历史中，长久以来对中国这个大国采取低姿态，已习惯于这种思维，经济界又为了眼前的实际利益默不出声。和中国做生意的这些人即使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本性，但也不会出声。” 他还指出共产主义理念对韩国的渗透情况……韩国左派中，有很多人在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共产主义的情况下，实践着共产主义理念。 “韩国与朝鲜接壤，而且与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接近，因此很容易被渗透。韩国人不太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以为它像（韩国的）Hannara党、民主党一样，只是一个政党。”他强调，“但是，共产党不是一个政党，是连规则都没有的、比黑社会更可怕的存在。如果有人不听话，就会被强行投入监狱或是被杀，但这些事实不被人们所了解。” 金文学还提到中共的超限战手段，并给出自己的建议：“（超限战）旨在通过统一战线战术，动员拉拢、渗透、间谍、尖端技术等一切手段，试图实现对美国、日本、韩国等全球范围内的共产化。特别是对于紧邻的韩国，他们认为很容易控制。他们还抱着此前的认识，觉得朝鲜半岛仍然是中国的附属国。一些韩国左翼似乎并不是在对抗共产党，而是在迎合共产党。这无异于自投罗网。” “就像点汇聚成线，线组成面一样，（韩国）市民团体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大众媒体也应该齐心协力，将共产党的威胁广而告之。对于（中共对）新闻媒体、民间团体、国会议员或社会领导层主流人士的洗脑，我们要进行反制。如果整个国家被夺取，仅关注眼前的个人利益又有什么好处呢？”金文学反问道。 目前，美国神韵艺术团正在全球展开巡演，而中共对神韵来韩演出一事极尽骚扰之能事，阻止剧场方面租借场地甚至出言威胁。谈及此，金文学还呼吁韩国社会要加强对文化主权的认识，以守护韩国的自由和主权：“神韵大约10年前在广岛演出时，我也曾观看过，我感觉非常优秀。是否能够在韩国演出，应该是韩国自主决定的事情，是韩国人，特别是韩国领导层决定的事。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渗透非常严重。要想维护文化主权，首先要改变韩国社会领导层的认识”。

记者安景报导 根据一份统计，中国人在韩国持有的住房数量和土地量近年来持续增加，且多名中国房主在韩从事房屋租赁活动。 韩国国民力量党议员洪锡俊（音）从国土交通部收到的《外国人土地、住宅拥有现状》资料显示，截至2023年上半年，共有48,467名中国人在韩国持有共同住宅（公寓、连排住宅等），1938名中国人持有独栋住宅，在外国籍房产持有者中居首。 中国人在韩国持有的住宅总数为47,327套，其中共同住宅45,406套、独栋住宅1921套，与2022年末的统计数据相比，分布增加了2348套和90套。 与住宅持有量排名第二（20,469套）的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在韩住宅持有量为其2.3倍。 引起注意的是，韩国法院登记信息广场的资料显示，在韩国从事房屋租赁的外国人在2019年突破万名大关，达到10,114人，2020年和2021年分别升至11,152名和12,256名，而2022年骤增至17,488名，2023年再度升至17,776名，呈现持续增加趋势。 另外，外国人在同期持有韩国181,391块土地，其中京畿道最多，为55,482块，其后依次为首尔（39,618块）、济州（15,837块）、仁川（13,808块）等。 持有韩国土地的外国人中，中国人持有数量从2016年的24,035块增加到2018年的44,345块、2020年的57,292块、2022年的69,585块，2023年上半年已增至72,180块，7年间激增了3倍。 而从中国人持有的韩国土地面积从2016年12月末的1609.4万平方米增加到2023年6月末的2081.8319万平方米，相对应的公示地价从2.8041万亿韩元增加到3.6933万亿韩元。 特别是，截至今年1月2日，全体外国人在济州持有的土地面积为2181.5459万平方米，占济州岛总面积（18亿5028万平方米）的1.18%，而济州岛相关人士曾向媒体表示：在此投资的外国人97%以上是中国人。 洪锡俊对此表示，“韩国人在中国持有房地产受限的同时，中国人在韩国持有的房地产数量单方面增加，今后可能会成为国家性问题。”并敦促“有必要制定相关对策，基于相互主义原则，加强对中国人购买韩国房地产的限制”。

记者李明儒报导 去年，一名中国单亲父亲因生活困难，无法抚养孩子，不得已把9岁大的儿子留在韩国济州岛，希望孩子能在韩国良好成长，该男子因涉嫌违反儿童福利法，此前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但在最近的二审中被判缓刑后获释。 济州地方法院刑事1部1月18日表示，中国人A某（38岁）此前因涉嫌违反儿童福利法（遗弃、放任儿童）而被拘留起诉。在上诉审判中，法院撤回了有期徒刑1年的原判，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期2年执行。 A某和儿子两人去年8月14日以免签方式抵达济州岛后，在当地旅馆住了三天。后因经费不足，两人约有8天的时间睡在户外，每天只能吃一顿饭。 8月25日早上，A某趁孩子在济州西归浦市一处公园睡觉时悄悄离去。孩子醒来后哭泣着四处寻找父亲时，西归浦市一名政府职员发现了孩子并报了警。警方通过查询监视器，第二天逮捕了A某。 A某离开时，在孩子身边留下了行李箱和一封英文信件，信中用英文写道：“对不起孩子”，“由于我的身体原因和生活困难，没有条件抚养孩子……不希望孩子一起过露宿生活，希望孩子被韩国机关或个人家庭领养，接受良好的教育。” A某的孩子在济州岛儿童福利机构居住几天后，已被送回中国，交给中国的亲戚照顾。 A某在一审中曾表示：“我只是想把孩子交给韩国的福利机构”，他此前也表示，“我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独自抚养儿子，但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好的成长环境。我想让他在韩国的儿童保护设施中长大。这里的环境要比中国的环境好。” 而他在二审中表示将反省自己的行为，并呼吁从宽处理，并声称“今后会和孩子在一起好好生活”。 二审法庭表示，虽然犯罪性质不良，但考虑到A某承认嫌疑并进行反省，因此作出缓刑判决。法官还向A某嘱咐道：“请记住孩子说的话：‘即使很累很饿，也想和爸爸在一起生活’。”

记者安景综合报导 一名中国女性在首尔江南某诊所接受吸脂手术后，被诊断出坏死性筋膜炎并恶化为败血症，1个月后不治身亡。 综合韩媒18日报导，中国女性A某（29岁）的遗属向江南某整形外科的院长提出业务过失致死和违反医疗法的刑事诉讼，首尔江南警察署已介入调查。 据悉，A某于去年11月来到韩国后，先后接受了三次腹部、手臂和大腿等部位的吸脂手术。在第三次手术后，因手术部位疼痛而被送到大学医院就诊后，被诊断为坏死性筋膜炎，并进一步恶化为败血症，虽然接受了治疗，但仍于1月10日死亡。 韩国警方将根据起诉书为基础对该事件进行调查，通过尸检以确定确切死因，并计划对该医院进行搜查。#

记者李明儒报导 韩国大田地方法院洪城分院的刑事独立1庭法官7日表示，22名涉嫌违反入出境管理法和检疫法等罪名而被拘留的中国人，皆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期2年执行。 这22名中国人涉嫌于去年10月3日凌晨1时53分，在韩国忠清南道保宁市大川港附近3.7公里的海域处，穿戴救生衣等设备跳入海中，试图非法入境韩国。 当时，韩国陆军第32师等军方和海警通过这些人的热成像等设备发现了一行人试图非法入境的行为。22人试图逃跑后，军方和警方在大川港附近的海上、海滩和港口停车场等地逮捕了21人，并在追踪过程中逮捕了剩下的一名试图逃往京畿道安山的中国人。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人通过在中国网站上接触的中介决定非法入境。据确认，他们每人向中介支付了1500万韩元的中介费，一天前从中国山东省出发试图入境。 法官表示：“被告的罪行危害了韩国的国境管理和社会安全，罪责不轻。”但他也补充说：“鉴于他们已承认错误并表达了悔过之情，并因该事件被拘留了一段时间，综合考虑后作出判决。”#

韩国媒体The Financial News 1月4日独家报导，临时居住在首尔南部出入境外国人事务所保护室的中国人金某（男，40多岁）于今年1日下午6时左右死亡。 韩国的外国人保护所是非法居留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前停留的设施。 据该媒体报导，金某的妻子向该媒体表示，她去年12月28日见到金某时就发觉他健康状况有异常，1日金某还在电话中要求买营养剂，并向保护所要求提供治疗，但保护所未采取特别措施。报道中称，金某在保护所昏厥后处于心脏骤停状态，后被送往附近医院，但最终不治身亡。目前警方已受理此案并展开调查。 据此信息，大纪元记者前往相关外国人事务所试图进一步了解详情，但被工作人员告知目前不便透露更多消息，因此无法证实上述报导的真实性。#

因迫害1岁丧父 3岁随母亲上访 露宿街头 斥中共政权无人性 （大纪元记者安景韩国采访报导）中共“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要居住在东北三省的朝鲜族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也未能幸免，许多传统风俗习惯被视为应该受批判的“封建文化残余”和应该破除的“旧习惯”，在韩国或朝鲜有亲属的朝鲜族更是被扣上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其间，无数朝鲜族家庭被迫害得家破人亡，苦不堪言。 取得首尔大学博士学位、朝鲜族出身的现任美国EPOCH MEDIA集团副总裁李光勋近日讲述了他的家族移民史，以及在文革期间（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遭受迫害的经历。他感叹，“现在能够揭露中共本质的人越来越少，当时的‘红卫兵’现在都七八十岁了，很多已经去世，或是淡忘了当时的记忆……希望能通过我的讲述，让大家了解文革期间人不如狗的惨况。” 从朝鲜到延边 老一辈的移居史 在中国生活的朝鲜族，是以1910—1945年间迁入的移民为主体而形成的。当时由于日本侵略，朝鲜半岛完全沦为殖民地，导致许多人不得不移民到中国东北，寻找新的生活出路，李光勋的父母也是其中之一。 李光勋从小经常听老一辈讲述自己家族的移民史，回顾自己的来源与传承：“朝鲜半岛被日本侵占时，在朝鲜强制征兵，我爷爷为了躲避兵役，跑到了中国和朝鲜的边界城市之一延边和龙市。他躲进深山里，并在那里遇见了同样从朝鲜逃到延边的我奶奶一家人——他们也是为了生存，从朝鲜逃难过去的，后来就在和龙定居。” 那时，民间对中韩之间的边境概念模糊，且没有兵力管辖，荒无人烟的土地之上经常有人在朝鲜和中国之间往来，他表示：“我父亲就在那个年代出生，而且我现在在朝鲜还有很多叔叔辈的亲戚。”“那时物质相对丰富的地方都被日本侵占了，我的家族就躲避在很偏远的山区。那里都是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大家开垦土地，种什么吃什么，虽然不能说是无忧无虑，但只要勤奋一点，都能保证基本的生存。” 文革乱象 互相揭发 朝鲜族大举蒙难 1966年中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朝鲜族原本和睦而安定的生活被打破，很多在韩国或朝鲜有亲属的朝鲜族被打成特务或反革命，轻则被关被打，严重者家破人亡。他的家庭也在此期间遭受无妄之灾。 谈到父亲被迫害的原因时，李光勋无奈地表示：“当时我们家种了很多大米，我父亲经常招待他的朋友来我们家吃饭，朝鲜族都热情好客，把最好的给客人，谁知有一个人出于嫉妒，知道我父亲的弟弟在朝鲜后，就去揭发了他。” 由于被朋友背叛，他的父亲在文革中以海外特务的名义被迫害致死，年仅33岁，随后爷爷也撒手人寰。因此，他从小对文革怀着非常恐怖的记忆：“我父母被捕入狱后，一直遭受殴打，最终，父亲因体力不支在1969年离世，那时我刚过完1岁的生日。母亲自此守寡，带着我和比我大三岁的哥哥。父亲去世7个月之后，我爷爷无法承受丧子之痛，悲愤交加之下也去世了。我们整个家族中能够赚取收入的壮年都没了，家境每况愈下。” 年幼丧父，家庭遭遇巨变，导致了他不幸的童年：“我小时候经常吃不饱，营养不良，该上学的时候，家里穷得什么都买不起，书包是我母亲用棉裤外层和凉鞋鞋扣缝起来的，里面只有一支铅笔和一本田字格本，而这仅有的两样东西，还是父亲单位的同事在别人睡觉时偷偷塞到我们家门缝下的。” 他在讲述此段经历时一度哽咽：“文革时虽然我年纪尚幼，但是那段记忆、那种人不是人的社会真的让我……人心隔肚皮，经过了文革，才能真正看到人是什么样，有的人真的是禽兽不如。”“年幼的时候，我是在愤恨中长大的——我被迫害到家破人亡，就觉得其他没遭受迫害的人都是狡猾的人，他们是以告密换取自己的安宁，但我后来也认识到不全是这样的。” 谈及当时的文革乱象，李光勋记忆犹新：“朝鲜族有一批人在和龙市文革中公开被批斗至死，很多是省里的老干部”，“农机厂上的大标语写着‘打倒刘邓陶’，一年级的时候，‘批林批孔’的人上街游行，一片恐怖。而且红卫兵之间、林业局、和龙县，造反派和保卫派之间也都是互相打。” 此后他就读于延边大学时，也听闻导师感叹文革的恐怖：“我的导师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而此前，他的导师曾在‘三反五反’中被打成右派。他的导师曾经问他：‘如果你上山后同时遇到人和老虎，你更怕哪个？’我的导师觉得‘当然是怕老虎啊’，他的导师告诉他说：‘不是啊，更可怕的是人啊，政治斗争的时候，人比老虎要更狠’，当时我的导师还不理解，后来文革中他也被批斗，才明白当年他导师的深意。” 3岁起随母上访 目睹血腥场面 父亲被冤枉致死后，为求公道，李光勋的母亲带着3岁的他和他6岁的哥哥，走上了上访之路：“我们一开始去了位于长春的省政府，由于没有地方住，晚上就睡在路边的混凝土上面。到了那里发现，同时去上访的有上千人，院办就让我们在外面的角落里随便睡。” 中共向来暴力对待上访者，那个年代更甚。他回忆道：“我记得在省政府上访的那批人每天都会挨打，有的人被打得受不了，就一个劲地用脑子撞墙，撞到头部裂开，脑髓流出……场面非常惨烈。” 谈到母亲在艰苦处境下依然坚持带领孩子上访的原因，他表示：“因为我父亲是被冤枉的，我们就是想要平反，在长春没能实现，我们就去北京了。我们后来也真的得到了一个平反的结果。” 遭遇无辜迫害的人被平反后，中共提供的所谓的补偿则是令人心寒：“大概1978年左右，中央说给所有人平反。我们家有四口人，奶奶、我母亲和两个孩子，最后得到的抚恤金是一个人8块钱。”他感叹道：“这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一般是33块钱，但一条命却只值8块钱。” 他还讲述了一个带有滑稽色彩的悲哀故事：“当时殴打我父亲的几个人中，有一个打手叫杨万采（音）。后来我小学4、5年级的时候，电影《收租院》在全国各地放映，到处都在喊‘打倒刘文彩’。我听到后，觉得‘哎呀，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打死我爸的元凶之一’。我立即跑回家去，一推开门就问母亲是不是那个人，母亲告诉我并不是。但是迫害我父亲的那几个人中，四个人出于恐惧自杀了，剩下的一个得了中风，落下残疾也死了，我妈说这就是因果报应。” 朝鲜族勤劳善良 凝聚力被中共蓄意分化 文革时期，中共还实行强制性的移民政策，原本的朝鲜族聚居地区被人为打破，民族比例被稀释。李光勋表示：“此前在延边地区，99%都是朝鲜族，几乎没有汉族。但是文革时，毛泽东从山东强制移民，把那边没吃没喝的流浪汉移到边境地区，导致现在延边汉族的比例高达80%以上，朝鲜族人口降到很低，最多不超过30%。” 除了将外地人口引入延边，中共还将原本属于延边自治州的边界地带划分到吉林省的其它地方：“比如敦化、蛟河、通化这些长白山另外一个山脚下的城市，原本都属于延边自治州的范围内，但现在都规划到吉林市去了，不再属于延边自治州。此外，交通要塞等比较重要的地理位置一点一点被规划给其它的省管理。” 在中共统治下，朝鲜族艰难地守护和传承善良而勤劳的民族特性，也创造了较为良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在文革后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李光勋对此表示，“当时，中国其它的省份很穷，延边还算比较富裕，主要原因是当地人很勤劳，重视农业，种出的大米品质很高，一些在海外有亲属的生活水平就会更好些。但是文革之后，很多朝鲜族被中共理论洗脑。” “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相对于其它少数民族来说，朝鲜族的中文水平是比较高的，而且入党的人口比例也是最高。共产党在发布命令时，新疆、蒙古等民族的人就说‘我不懂中文，不知道什么意思’，反而能够保护自己的传统。” “但是朝鲜族对中央政府命令的执行力就比较高，中央说什么就都照做，因此受到党文化的冲击，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礼节等理念就被冲淡了。这就导致1992年韩中建交后，很多在韩国有亲戚的朝鲜族就都去韩国打工了，挣钱之后再回去，这就导致中国朝鲜族的农地都空了，变成了荒野，他们也不在意，所以汉族占领了田地。” 他表示，中共是为了统治国家而想尽办法故意激化矛盾，瓦解朝鲜族的凝聚力：“文革结束后，延边自治州的州长赵南起后来被调到中央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党委书记。他到中央任职后，经常有一些延边的朝鲜族给中央写信，说他行贿受贿。赵南起也因此受到一些打击，晚年接受采访时对此表示非常痛苦：‘我为了朝鲜族优惠政策做了很多贡献，我们都是统一的民族，为什么要在背后做手脚呢？’但实际上，那时都是中央在挑拨离间，激化朝鲜族之间的矛盾。” 误信“抗美援朝”谎言 朝鲜族参与韩战 南北韩战争时期，众多朝鲜族参战。有资料记载，延边朝鲜族组成的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国内战争中打到海南岛战役结束后，由于拥有丰富的战争经验，毛泽东强制将3个百分之百由朝鲜族组成的师团送到朝鲜，被朝方打扮成人民军，参与韩战，这就是第一批侵略韩国的军团。 李光勋回忆说：“我们小时候，延边壮年人比较少，原因就是大部分在战争中死亡，还有一大批去了朝鲜……我姑父当年就是以中国志愿军的名义参与战争，后来在仁川登陆的时候撤退，但他们整个军团基本上覆灭了，没几个活下来的。” 近年来，中共所谓“抗美援朝”的谎言逐渐被戳破，但在当下，朝鲜族并不知道自己以及同胞们是无辜牺牲的。他指出，“当时的思想教育下都是封闭口径、服从命令，党让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被洗脑，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如果有怀疑中共做法的想法，就会被当作枪毙的对象。” 中国朝鲜族在韩战期间的伤亡人数至今仍然存在争议，由于中共的隐瞒和谎报，准确的数据难以确定。根据不同的数据估计，中方的死亡人数在十几万名至上百万名之间，其中大部分是朝鲜族。◇ 责任编辑：卢娟#

记者安景报导 据韩国法务部外国人综合服务网站HI KOREA消息，由于过年期间不易购买机票，韩国政府将非法滞留外国人的自愿出境期限延长至2024年2月29日。 根据相关规定，截止日期之前自愿出境的外国人可免除罚款，并不受禁止入境期限的限制。 但是17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非法入境者、伪造护照持有者、刑事犯罪分子、拒绝遵守出境命令者等不属于适用对象，而在2023年9月11日之后首次违法滞留的外国人也不包括在对象之内。 根据当前的“自愿出境预先申报制度”，自愿出境者应提前至少3天（不包括假期），携带护照、自愿出境申报书、出境机票进行申报。 韩国法务部的该政策旨在鼓励非法滞留外国人自愿出境，为其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同时减轻罚款压力。政府呼吁非法滞留者积极遵守规定，按时完成自愿出境手续。 更多详细信息可咨询法务部外国人综合指南中心（电话1345，提供多语种翻译支持），法务部出入境暨外国人政策本部官网（www.immigration.go.kr）或韩国出入境服务官网（www.hikorea.go.kr）。

记者安景报导 一名50多岁的中国女性因在韩国非法销售被归类为毒品类药品的中国产止痛药而被移送检察机关。 西归浦海洋警察局12月14日表示，他们以违反毒品管理相关法律的嫌疑将中国女性A某移送到检方。 A某被指控自今年2月以来，将通过中国快递收到的精神性药品“去痛片”非法销售给船员等不特定人群。 调查发现，A某通过中国聊天软件先后发布197次广告，以吸引购买者。 西归浦海警于上个月15日在济州逮捕了A某，当时没收了药品和手机。 调查结果显示，A女士于2018年7月19日免签证入境韩国，于8月18日居留期满后，仍在韩国非法居留了五年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去痛片是一种用于缓解失眠和焦虑症状的种止痛药，其中含有的苯巴比妥成分在大脑中具有抑制神经兴奋的作用。 在中国允许销售去痛片，但在韩国，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它被列为精神类药品，因此禁止携带入境。 西归浦海警相关人员表示：“100片中国产去痛片的价格约为2万韩元左右，并不贵，因此很容易进行交易。”他还表示，今后计划加大对通过Facebook和微信等社交媒体销售禁品的外国人的集中管制。

（大纪元记者李明儒报导）韩国京畿道警方近期查处了55名在境内非法获得房地产的外国人和18名参与非法投机的房地产从业者。非法获得房地产的外国人中，31人是中国人。 京畿道公正特别司法警察团12月3日表示，从今年7月到11月，以现场调查、探访等方式为基础，查处了在无许可情况下购买房地产的73名外国人和参与非法企划的房地产从业者，涉案金额达109.4亿韩元。 从犯罪类型来看，52名外国人在军事设施及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内非法购买房产；2名外国人通过名义信托等手段非法购买土地；1名外国人违反义务居住规定；18名在土地交易许可区域内企划非法投机房地产等。 从国籍来看，55名外国人中，中国人31名，占比56.4%，其次为美国13名（23.6%）、加拿大4名（7.3%）、孟加拉国3名（5.5%）、日本2名（3.6%）、德国1名（1.8%）、澳大利亚1名（1.8%）等。 目前，除了在军事设施及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内非法购买房产非法购买房地产的23人外，警方以将其余涉案者移交至检察机关。 警方举例说明：一名居住在富川的64岁中国女性A某在未获得土地取得许可程序的情况下，签订了安养军事设施保护区域内林地的买卖合同。A某从房地产职员处得知相关土地将在附近的军队迁移后进行开发，瞄准行情差价进行了投机，还积极劝说周围人购买土地。 另外，中国人B某（67岁）在没有办理土地取得许可手续的情况下，在水原文物保护区内签订了买卖合同，且此后居住在首尔，将位于水原的5户住宅出租。中国人C某（65岁）在未办理外国人取得土地许可手续的情况下，以2.3亿韩元的价格签订了加平军事设施保护区域内的住宅买卖合同，C某以本人名义在银行贷款，但该住宅的实际居住者是C某女儿。 根据韩国现行《房地产交易申报等相关法律》，外国人在须申请土地获取许可区域内，未获取许可或不正当手段获得许可并签订土地合同时，最高可被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00万韩元以下罚款；在须申请土地交易许可区域内，未获取许可或不正当手段获得许可时，可被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根据合同签订时的个别公示地价，缴纳相应土地价格的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 京畿道公正特别司法警察团团长金光德（音）表示：“不仅是过去5年，今后还将彻底调查外国人相关非法房地产交易行为，树立健全的房地产交易秩序。” 责任编辑：杨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