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记者蔡溶纽约报导）中共大外宣不被人信任，买单的人并不多。但只要砸大钱，在国际主流报刊上插入新闻广告，随着报纸外发，大外宣就能进入千家万户，依靠“借船出海”“赢得全球人心”。
你想让“讲好中国”的文章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每页可能得上万美元起跳。《时代》就允许他们的品牌被用于中共的宣传，把广告设计得像新闻，有标题、配图和长篇文字。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付费广告商设计的。
想在《洛杉矶时报》上刊登整版的“北京专版”？或者在《今日美国》刊登关于中国经济、自然环境和文化的“中国观察”？每页可能得花几千美元。这些报刊与中共的英文版喉舌《中国日报》（China Daily）有合作，《中国日报》就是付费广告商。
根据美国司法部外国代理人（FARA）报告，去年，《中国日报》每月向《时代周刊》支付约8.5万美元的广告费，刊登“中国观察”文章。同样地，每月向《洛杉矶时报》支付3.4万美元，比如在去年9月17日的一期中刊登了四版插页文章，包括北京专版、成都专版和特别报导。而《今日美国》去年则收到了10.75万美元的付款。
曾在西媒报刊见过“中国观察”夹页的人，应该对此做法非常熟悉。这和《侨报》的今日北京、今日广东、武汉专版、成都专版很相似，但不同的是，《侨报》的专版上没有贴“广告”的标签，也没有在每页注明“更多信息已在美国华盛顿司法部备案”。
据称，《华盛顿邮报》刊登“中国观察”的广告内容已超过30年。许多有名的刊物也都刊登过这种伪装成新闻的中共广告软新闻。直到在美国总统川普将几家中共媒体列入“外国代理人”之后，这些情况才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若把美国新闻编辑室比喻为推出报纸的品牌印刷厂，那么《中国日报》的形象则可以描述为投放大量资金到各个品牌印刷厂，将北京大外宣引入其输送带，加上主流品牌的印记。在过去四年里，《中国日报》为此投放了上千万美元。假设每页收费1万美元，四年就能散播一千页的内容。而这些主流品牌每天能够触及数百、数千万读者。
这种借船出海的对外宣传模式，始于30多年前。在引领这个风潮的先行者中，有两位值得注意的人物。
首先是《侨报》的首任社长熊斐文（1990年至1995年）。他原名熊怀济，是人大党史系毕业的中共党员。在被中共委派到美国担任《侨报》社长之前，他曾在香港担任“中国通讯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并将名字改为熊斐文（Sioeng Fei Man）。
《侨报》、中通社、中新社都隶属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系统（简称侨办），他们都是一家人。《侨报》和纽约中新社还共享办公地址。侨报的资金，特定版面以及内容本身都来自中共政府，本质上是党控媒体、党媒。
同时，《侨报》也隐瞒了资金来源。2011年，一名侨办老员工向大纪元投书称：这些党媒每年从国侨办获得的资金数额从几十万到几百万美元不等，因为读者和观众稀少，必须依赖中国纳税人的钱来维持运营。他指出，尽管中共政府声称不干涉他国内政，但实际上从未停止透过海外党媒进行政治活动，并推广其专制统治的欺骗宣传。
为了增加收入，《侨报》主办者在1994年与赴美考察的《深圳特区报》编辑人员交谈时，发现对方有意在海外宣传广东，于是提出共享国内新闻资源，合作出报的意愿。双方随后达成协议，并获得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支持。1995年7月1日，两报同步刊登了“今日广东”专栏，标志着中国大陆报纸在海外建立“窗口”的新趋势。
这种新的对外宣传模式开始形成。《侨报》随后陆续推出了“今日福建”、“今日江苏”、“今日北京”等多个省市的专辑。
在《侨报》牵线下，广东省外宣办又先后在侨办旗下的法国《欧洲时报》、加拿大《现代日报》、巴西《南美侨报》和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开办了“今日广东”版面，实现一版多用。该模式将中共的宣传搬到了国际舞台，被视为“外宣战略的一大突破”、“经济有效的外宣范例”，获得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和侨办的“肯定”。
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侨报的部分资金来源正是侨办透过这种省市专版，以广告费的形式提供，这些款项每月会汇入中国银行的账户。
中国新闻插页蔓延到英文媒体
将中国的新闻插页蔓延到英文媒体，还有第二位关键人物，名叫熊德龙（Ted Sioeng）的印尼富商。他于1995年10月以300多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亲台的美国华文报纸《国际日报》。之后，他改变了该报的报导方向，大量增加中国的报导，开设“今日云南”、“今日贵州”等专栏专版。
同时，熊德龙也瞄准了英语媒体和读者，他在加州最大的《洛杉矶时报》上投放广告，每周用八个版面刊登中国的新闻，开设英文版的中国福州、天津等城市专版介绍，塑造中共的形象。他还包办了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香港《文汇报》在美国、印尼的发行，以获得来自中国的商业优惠。
这种模糊新闻与广告界限的插页版，逐渐在更多英语媒体上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侨报》的首任社长熊斐文，也是熊德龙在收购《国际日报》后所委任的社长。
在熊德龙收购《国际日报》后，他将报纸交给了熊斐文管理，这位曾任美国《侨报》社长和香港中通社社长的人物，使得外界盛传熊德龙的收购行为可能是受到中共指示的。
熊斐文先后在《侨报》与《国际日报》担任社长，但两报的性质不同：前者受中共侨办控制，后者是私人拥有。前者如同中共的亲生儿子，而后者则是被领养的儿子。
中共对海外的党控媒体，即所谓的“亲生子”，经常通过隐藏资金来源和人物真实身份来遮掩，不让外界了解其真实情况。但对于“领养子”，中共则没那么多顾虑，熊德龙在大陆受到了很多吹捧，因此相关资料很多。熊德龙的经历非常典型，其背后的故事有助于理解中共如何在海外进行渗透。
“借船出海”操盘手成美总统座上宾
熊德龙兼有荷兰、印尼血统，出生后被父母遗弃，由一对来自广东梅州的印尼华侨从孤儿院收养。尽管他是“老外”长相，但母语是中文。1982年他移居美国，在中共的支持下，一跃成为洛杉矶地区的头号亲共侨领，主持了许多中共的集会，红极一时。
199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熊德龙成为“中国门”捐款丑闻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据称，他向民主党捐赠了与中共有关的资金，并在募款活动中坐在主桌的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旁边。尽管熊德龙当时既不会说英语，也没有绿卡，更不具备政治捐款的资格。
熊德龙和熊斐文还参加了在南加州一座佛教寺庙举行的有争议的筹款活动，两人坐在主桌，副总统戈尔担任演讲者。据报导，这次筹款活动中的部分资金来自佛教尼姑和僧侣，这些人头捐款被怀疑是用来掩饰真正的外国资金来源。
1997年，美国司法部长、CIA、FBI和国家安全局长向国会报告，称他们有可靠情报显示熊德龙是中共政府的代理人。熊德龙家族给民主党的40万美元捐款中，有一半来自“海外账户转账资助”，资金来源被认定是经过香港而来自于中共。
当时新闻周刊报导指出，执法部门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中共为赢得影响力而采取了三管齐下的策略：利用美国的亲共代理人网络非法向政客输送政治献金；展开积极的宣传攻势；向目标政客的亲属提供“经济利益”，即在中国大陆有利可图的商业交易。其中熊德龙被视为输入金钱和宣传的渠道。
面对美国司法部的调查，熊德龙选择逃往中国，此后未曾返回美国。而《侨报》的开山社长熊斐文，在此事件中作为沉默的证人，被国会召唤但拒绝作证，援引了美国宪法赋予的“不自证己罪”权利。
美国政界对金钱的渴望被中共钻了空子
“中国门”事件的起因可追溯到1994年的中期选举，当时共和党结束了民主党长达40年的国会控制权，这使得总统的政治地位不稳，迫切需要资金支持连任。
在这种背景下，1996年大选期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使出浑身解数”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包括举办与总统共饮咖啡的活动、出租白宫内著名的林肯卧室，以及接受与中共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亚裔捐款。饥不择食的后果，就是1996年克林顿竞选连任时，爆出了中共间谍给他和DNC提供大量现金的“中国门”丑闻，当时正值江泽民执政时期。
由于捐款金额高达上百万美元，且涉及到外国资金介入美国大选的指控，事件越烧越大。然而，调查仅持续了几个月便被中止，最终有17人被判有罪，而有60多名涉案者逃离美国，其中包括澳门富商吴立胜。司法部对“中国门”的调查也就不了了之。但美国联邦参议院委员会在1997年和1998年公布了几千页的调查报告，至今仍可查阅。
“借船出海”在美国如何运作
政治黑金可以渗透并影响美国议会的决策，那么在媒体领域，“借船出海”会是怎样的一种运作方式呢？
熊德龙早年曾对媒体说，《国际日报》摆脱困境靠的是把自己的船借给中共媒体，因此，他总结出的特色化发展道路是“与中国报纸合作，利用自己的网络，‘借船出海’使中国信息能及时传送到侨胞面前。”
在2015年发表于中新网的文章中，熊德龙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华人媒体的必然使命”，“即充当民间公共外交的角色”。
他提到，天津《今晚报》有50个海外版，而《国际日报》是其首个海外合作伙伴。2014年，《国际日报》因在《洛杉矶时报》加页插入的一则关于重庆的新闻广告而获“中国记协”的奖，“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国际传播案例。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为此发来贺信。”
在罗英洋撰写的《客家区域文化丛书：印度尼西亚客家》中，描述熊德龙擅于资本运作，通过将《国际日报》的整体广告合约“打包”，然后高价转卖给更大的资本家，实现了广告收益的倍增和利润的极大化。经过“打包”的广告大权，归购买版权的资本家，贯上其知名度，价值提升了，客户不是直接与报纸打交道，而是跟购买版权的资本家签约。这一资本运作形式，不仅增加了报纸的效益，也使得购买版权的大商家获得巨大利益。
文章说，在盘活广告上，熊独出心裁，把中国给他的广告小财源，借用资本运作，开拓成大财源。“这一独创⋯⋯很自然把呆板的广告培育成又一颗‘摇钱树’”。
熊德龙在2017年梅州网的采访中进一步解释说：“有读者就有影响，有影响就有办公司做生意的可能。我们做报纸的，比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好做，但如果和做生意挂起钩来，则比任何一个行业都好做！这就是我的‘秘诀’。”
他在同年福州市举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特别强调“媒体融合”的重要性，并以《国际日报》与《洛杉矶时报》合作，中国新闻插页随《洛杉矶时报》同步发行为例，说明“华媒就应与美国当地媒体及中国媒体‘打成一片’”的理念。
“借船出海”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共的海外影响力不仅范围更广，力度也更大。这种影响在《华尔街日报》、华府的有线电视节目中都十分明显。
美国国会于2017年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主题为“中国的信息控制、全球媒体影响力和网络战策略”。“自由之家”东亚高级研究分析师萨拉·库克（Sarah Cook）作证指出，中共的外宣行动传达了三大目标：塑造中共正面形象和对中共独裁的良性看法，鼓励外国投资，以及边缘化、污名化或全面压制反共声音和尖锐的政治评论。
库克在她的书面证词中提到，中共压制中文异见媒体的手段正在扩散到美国主流媒体。例如2017年1月，“中国观察”在《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广告插页中攻击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使用中共官宣的语言，并呼吁读者抵制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神韵演出，尽管神韵的票房需求旺盛。
她说，这是“中国观察”首次在主流媒体上用假新闻广告的方式，对美国本土的中国异议团体、艺术机构进行仇恨言论攻击。
库克认为，中共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于外宣和媒体审查，但效果有限，因此其手段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从中长远来看，随着中共与美国媒体之间经济依赖关系的加深，这可能会对某些议题施加自我审查的压力，引起了对其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深切担忧。
“借船出海”在台湾怎么运作
中共这种操纵舆论的情况并不限于美国。根据台大新闻所教授张锦华的研究，台湾报纸上以不透明的方式刊登中共政府单位制作的新闻，大约始自2009年。
在2012年3月的一个例子中，《New Talk》的调查报告揭示了福建省省长访台时，旺旺-中时传媒集团如何配合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的宣传计划，并从双方获得资金，在省长访台期间在《中国时报》及其附属报纸上刊登了一系列相关的嵌入式新闻，以“外加预算”方式购买新闻报导。
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在“台湾媒体的中国因素”文章中指出，旺旺集团在北京建立了旺旺-中时文化传媒机构，将中共政府的广告包转包给台湾其它媒体公司，赚取中介费。一些在中国拥有商业利益的台湾资本家也考虑购买台湾媒体所有权，以增加政治影响力并获得中国的投资补贴。
文章举例说，旺旺集团与华夏时代集团合并后，从中共当局收取了大量嵌入式广告费，其中国子公司旺旺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在2011年获得了4,700万美元的中国官方补贴，这占净利润总额的11.3%。此外，旺旺集团一直透过其媒体影响力争取中共政府的特殊利益。
中共从“借船”过渡到“买船”
植入式新闻以独特的方式模糊了新闻和宣传之间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用了传统本地新闻的衰落。2021年，中国记协网发表文章讨论如何开展隐性的宣传，认为即使是自称独立的西方媒体也无法完全脱离资本的影响。
根据FARA的记录，《中国日报》在美国的广告支出从2009年的50万美元激增至2019年的500多万美元，显示出这种宣传策略的扩张。许多媒体公司因财务困难而对这些广告收入趋之若鹜。
中共在美国法律的约束下，近年试图更积极地从“借船”过渡到“买船”，特别是透过美国的个体企业家，接管西方文化媒体。就类似马云在香港购买《南华早报》的操作。中共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秘密行动和操纵行为也是一个新的趋势，形式多样。
在与中国媒体的合作中，许多美国媒体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所达成交易的性质。民主党65区区领袖于金山回顾了从老布什到奥巴马时期（1989年至2017年）的美中外交关系，说当时的关系密切到了“水乳交融，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什么”的地步，以至于“什么都不理”，忽视了这些交易的本质。
旅美中国学者何清涟在其著作“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 ”中指出，许多国家的华文媒体早已被中共以多种方式控制。与90年代初期相比，这些媒体的报导内容发生了明显变化，更多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而忽略了人权侵犯、社会抗议等敏感话题，几乎成为新华社消息的延伸。这些媒体越来越像宣传品，无法依赖市场机制持续运作，只能依靠讨好北京才活下去。
美国政界警告：勿与中共党媒合作
北京向海外媒体投放广告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然而，随着中美关系恶化和美国的觉醒，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新的FARA报告中，《华盛顿邮报》已不再是《中国日报》的广告合作伙伴。这与从2016年年底到2020年4月期间，《中国日报》向《华盛顿邮报》支付460多万美元形成了鲜明对比。
去年11月底的FARA报告显示，与《中国日报》合作的美国广告伙伴已从过往的数十家剩下四家。此外，还有一些维权组织和美国政治人物发起请愿，或直接向媒体发信，要求他们停止刊登中共官媒的内容。
联邦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和葛拉斯里（Chuck Grassley）在今年3月给媒体的一封信中强调，继续与中共官媒合作等同于向美国公众传播中共的宣传，并指出任何在美国的企业，包括新闻机构，都不应该帮助合法化中共的行为或传播其谎言。
责任编辑：陈玟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