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专题部记者徐亦扬、宁芯采访报导）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的表现未达预期，直到奥运开幕以来第6天才由潘展乐夺得巴黎奥运男子百米自由泳金牌。尽管如此，中国游泳队仍身陷施打禁药争议。有消息披露，2022年就有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呈阳性，但仍获准参加奥运会。
在当地时间7月28日晚进行的巴黎奥运会游泳比赛中，中国游泳队的两名赛前夺冠热门选手张雨霏和覃海洋的表现均未达到预期。张雨霏在女子100米蝶泳比赛中获得铜牌，而覃海洋在男子100米蛙泳决赛的后半程突然失去节奏，从第一名滑落至第七名。
7月29日，中国前跳水运动员高敏在微博上发帖称，张雨霏第三，覃海洋第七，特别是覃海洋的成绩，是这两年所有比赛中最差的一次。高敏称：“运动员的赛前训练肯定出了问题，我个人认为一天七次的兴奋剂检测成功干扰了中国游泳队。”
高敏的帖子一度冲上微博热搜，评论区许多人认为中国运动员遭到了“区别对待”。
张雨霏此前曾对媒体表示，所有在巴黎的中国游泳运动员都在两个月内接受了20到30次测试，平均每周3到4次。中国游泳国家队营养师于良早前也发文表示，中国游泳队前往法国10天，全队31名运动员被国际兴奋剂检测组织查了近200次。
中国前国家队游泳运动员黄晓敏8月1日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只有在比赛期间才会进行药检，而现在世界排名前10到前20的运动员则会随时随地接受抽查。以前是验尿，而现在则是验血。她说，对于一些中国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打击。
不仅游泳比赛，黄晓敏说：“其它项目，如体操、田径等需要爆发力的项目，运动员也都会服用禁药。在我们那时候，田径和游泳运动员是必须要服用的，只是用量的轻重问题。”
她还表示，中国运动员被频繁药检，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他们在服用禁药问题上并不信任。
中共以“毒汉堡”为由宣称运动员“无罪”
7月30日，巴黎奥运会第四天，中共当局以“毒汉堡”为理由宣称中国游泳运动员“无罪”的事件被外媒披露。
早在2022年，两名中国顶尖游泳运动员被检测出强效类固醇呈阳性。然而，中共反兴奋剂机构将其归咎于运动员食用了受污染的食物，因此运动员的禁赛处分被解除。这是近年来中国国家游泳队第三次将阳性检测结果归因于食品污染。
这两名运动员中的一名入选了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中国队。在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长时间的所谓“调查”后，中共当局声称无法确定这些游泳运动员是如何摄入类固醇药物的，但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很可能是在北京的一家餐馆吃了用受污染牛肉制成的汉堡包。
这一解释引发了许多反兴奋剂专家的质疑。批评人士认为，这起事件是中共在游泳项目中对检测呈阳性结果视而不见的最新案例，也是全球反兴奋剂机构未能确保优秀运动员享有公平竞争环境的又一失败例证。
有知情人士透露，调查人员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简称WADA）的至少一名专家都不相信中共的解释。
WADA在7月30日的声明中称，在接到两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阳性的报告后，立即对这两人实施了临时停赛。这一停赛禁令一直持续到2023年底，直至调查有了结果后才解除。
WADA还称，除了这两名游泳运动员外，另两名未入选中国巴黎奥运会代表团的运动员——一名小轮车（BMX）运动员和一名射击运动员，也在2023年初的药检中被检测出微量的同一种违禁药物去氢甲睾酮（Metandienone）。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指责WADA在处理中国运动员药检阳性一案时不当，认为其有为中国（中共）推脱遮丑之嫌。然而，WADA则指责USADA将专业问题政治化，并出于政治动机对WADA进行批评。
中国运动员药检阳性旧案遭披露
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前7个月，有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呈阳性。然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等管理机构接受了中共官方调查的结论，认定这些运动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下榻酒店误食了违禁品，因此决定允许他们参加东京奥运会。
这些药检呈阳性的运动员几乎占中国派往东京奥运会的游泳队的一半，其中一些选手在比赛中获得了包括金牌在内的奖牌。许多人目前仍在为中国队效力，其中包括两枚金牌得主张雨霏。
这23名运动员在2020年底和2021年初的中国国内一场运动会上接受药检时，体内被检测出含有曲美他嗪（TMZ）。这是一种可以帮助运动员增强体力和耐力、加快恢复时间并提高成绩的药物，使用者通常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然而，中共反兴奋剂中心在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运动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被污染的食物中摄入了曲美他嗪，因为当时他们所住的旅馆厨房中发现了这种药物的痕迹。因此，该中心认为没有理由对这些运动员采取进一步行动。
WADA接受了这一说法，未对涉案运动员施以处罚，并允许这些人继续参加比赛。
美国官员和一些专家表示，这些游泳运动员本应被禁赛或公开身份，等待进一步调查。但中共体育官员、国际游泳联合会和WADA却对这一情况采取了放任态度。
美两党议员提法案 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改革
7月31日，美国联邦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共同提出《2024年恢复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信心法案》，敦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进行改革，确保为运动员提供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
该法案由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与民主党首席委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Raja Krishnamoorthi），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金融服务和一般政府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以及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共同提出。
这项法案将永久性地授权美国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ONDCP），如果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不能公平、独立地确保运动员参加无禁药奥运会和残奥会，该办公室有权扣留美国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全部会费。
美国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最大的捐款国。该法案将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前中共国家队队医揭运动员服禁药内幕
2017年，前中共国家体育运动队队医薛荫娴携带68本工作日志逃离中国。薛荫娴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代运动医学专家，曾在1980年代担任中共国家队队医。自1970年代末，中国兴起由中共倡导的兴奋剂热潮后，薛荫娴成为体制内少数的公开反对者。
薛荫娴的这68本工作日志中记载了大量关于中共体育界在运动员身上使用兴奋剂的证据。她的儿子杨伟东将这些日志整理成书。
薛荫娴在日志中记录道，中国运动员服用禁药始于1978年。当年10月11日，中共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先主持召开了国家体委训练局医务处的会议，薛荫娴当时在医务处担任篮球队队医并参与了会议。陈先在会上提到，既然国外都在使用兴奋剂，“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自此之后，中国运动员使用禁药的历史便开始了。
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文革”，物质严重匮乏，连食物都需要凭票购买。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让运动员迅速增强体能并在国际竞技中表现出色，使用兴奋剂就成了中共的选择。
中国运动员最早使用禁药的包括乒乓球队、举重队、田径队和游泳队。在后续的试验阶段，几乎所有运动员都开始使用兴奋剂，包括当时著名的中国女排扣球手郎平。使用兴奋剂后，这些运动员经历了副作用，如莫名其妙的头痛和全身疼痛，并出现了一些原本不应出现的运动伤害。
杨伟东早前曾对大纪元记者表示，除了已经被查出的兴奋剂使用案例外，乒乓球队、女子排球队、体操队、羽毛球队等，只要是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和训练局管理的11个队伍，也都涉及使用兴奋剂。中共国家体委训练局所倡导的所谓“科学训练”，实际上就是“兴奋剂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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