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郑香梅采访报导）自1391年以来，达赖喇嘛被视为藏传佛教的“转世导师”、最高领袖。1935年7月6日出生于西藏安多区西宁县祁家川出生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以下简称“达赖喇嘛”），1937年两岁时接受了转世认证，1939年被正式确认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年，中共当局全面入侵西藏。1954年7月至1955年6月，达赖喇嘛多次与中共当局谈判未果。1959年3月10日，西藏开始反抗中共。七天后的3月17日晚，达赖喇嘛走上了流亡之路。
1962年，达赖喇嘛在印度起草了西藏民主宪法，将藏人行政中央更改为代表全体西藏人民的民主政府，领导藏人进行非暴力独立运动直至今日。1989年国际人权日，他因“倡导基于宽容和相互尊重的和平解决方案保护藏人历史和文化遗产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今年12月8日，韩国藏人社区（한 국티베트공 동체）举办第三届西藏和平日活动，纪念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获诺贝尔和平奖35周年。藏人学者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博士应邀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森格博士的家族历史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历史休戚与共。其父桑曲扎本是一名藏传佛教喇嘛，在看到中共人民解放军摧毁西藏寺庙镇压藏人后，脱下袈裟加入反抗队伍，于1959年追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森格博士的母亲是同年越过中印边境的难民。森格博士于1968年出生于以茶叶闻名的印度北部城市大吉岭。他在印度新德里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法学学士学位，后留学美国，2004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
2011年4月27日，森格博士当选为第十三代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又译“藏人行政中央主席”），任期从2011年8月8日到2021年5月27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相当于国家总理，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实际领导人。森格博士是第一位民选政治领袖，也是700余年来首位非藏传佛教僧侣出身的藏人行政中央领导者。
在今年的韩国藏人社区国际人权日活动当天，本报记者在首尔钟路区一家酒店见到了森格博士。以下是本报记者与森格博士的对话内容。
听说您2005年曾去过北京，印象如何？是否有回到家乡看看？
2 0 0 5年，我只去了北京和上海，当局不允许我去西藏。我的父亲前一年6月过世，我告诉中共高官，我希望在父亲逝世周年之际去布达拉宫为父亲点一支蜡烛，但被拒绝了。我喜欢历史，因此相对于现代化都市上海，更喜欢北京。我参观了一些历史遗迹，包括长城。但我最想去的是西藏。在我访问中国之前，很多中国学者对我说，你应该去西藏，但我真的到了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我才意识到，中（共）国政府不信任藏人。当时我没有公职，只是个学者，可还是不被允许去西藏。后来我又去过一次中国，但始终不被允许进入西藏。我告诉他们，下一次，我要直接去西藏，而不是绕道北京或上海。
作为旅居海外的藏人二代，请谈一下您对自己的身份认知
我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永远是“西藏第一（Tebitan First）”。因为我是藏族，西藏是我的故乡，我的父母来自那里，我的曾祖父母埋葬在那里。一个人的身份认知有时会有波动，最终还是会回到原点。即使我从未踏上西藏的土地，我相信我生于那里，也将死于那里。我有不同的身份证件，如美国护照，但那只是为了方便。即使是对海外藏人第三代，我也会建议他们，无论在韩国、印度、欧洲还是美国，都应该融入当地社会，并对他们心存感激，但不要被同化。当我还是司政的时候，我带着女儿去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学校学习了四年。现在她在我们居住的波士顿教藏族孩子学习藏语。
听说在当今中国，藏人孩子很少有机会学习民族语言？
中（共）国政府试图把藏人同化为汉人，因此把一百万藏族儿童送进寄宿学校。孩子一旦进入寄宿学校就只能学习汉族的文化，但我觉得身份认知是难以改变的，中（共）国政府的方法行不通。藏传文化有悠久的历史，我们来自气候恶劣的山区，我们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我们的DNA非常强大。我相信年轻一代会做得很好。
作为法律专家，您在改善西藏人民人权方面做了哪些努力？有何成效？
昨天我在新加坡，再之前我在印度古瓦哈蒂，还去了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无论走到那里都会有人问我西藏问题。各地邀请我就不同主题发表演讲，我总会尝试把话题引向西藏。我给各大媒体写专栏，在哈佛法学院教书，还在世界各地大学演讲，我利用所有可以接触到的平台，讲述西藏的人权问题。通过这些努力，美国在2020年通过了《西藏政策及支援法》，该法案于当年1 2月27日起生效。印度早在2014 年就采纳了“西藏复兴政策”，我们还在欧洲议会推动关于藏人宗教自由、人权和西藏环境问题的决议。在日本，超过13 0 位国会议员在关于西藏问题的声明上签字。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国际行动，促使中（共）国政府坐下来与我们进行对话，通过双赢的方法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您觉得中（共）国政府有一天会回到谈判桌上吗？您相信中（共）国官员的承诺吗？
我们坚守非暴力原则，只采取对话的方式。至于说我们相不相信中方？根据过去六十年以来的经验，这很难。但如果通过对话把问题解决了，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任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达成一个协议，双方关系就可以向前进一步。否则，单看中（共）国政府的表现，很难说我们完全信任他们。
在改善人权的活动中，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我奔波在世界各地，向人们讲述西藏的故事，可是人的记忆是短暂的，我必须不断地讲述，与人互动，虽然身体很疲劳，但是为了争取自由，我必须继续做下去。
您希望对本报读者说些什么？
中国拥有伟大的文明和丰富的历史，藏人可以和中国人和睦相处。我希望藏人拥有人权和自由，因此为藏人伸张正义。多年来，我交过很多中国朋友，当我坐下来和他们交谈时，他们会理解、同意我的说法：藏人应该拥有自治权。达赖喇嘛并非寻求独立，而是在中国框架内的自治，他也非常想回到中国。但是很不幸，中（共）国政府似乎不相信他，也让很多中国人对他心存怀疑。这是中（共）国政府和中国人的损失。藏区幅员辽阔，占中国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很多中国人也信仰佛教。藏区的和平对中国有益。无论现政权多么强大，也不可能永远为所欲为、逍遥法外，历史就是这样，总有一天需要作出改变。据我所知，韩国也有很多藏传佛教徒，曾经有位韩国总统希望邀请达赖喇嘛访问韩国，但是由于中（共）国政府施压，没能成功。我也希望有一天，达赖喇嘛可以来到韩国，使韩国信徒可以一瞻其容，得到他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