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郑香梅采访报导）2006年，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第一次听说有人指证在中国发生活摘人体器官的案件，于是着手与已故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一起针对这一指控进行独立调查。同年7月，他们共同发表调查报告，报告中陈述的活摘证据引发国际关注。
18年来，麦塔斯在世界各地奔走，与医学界、法律界专家一同探讨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的方法。12月15日， 81岁的麦塔斯再次访问韩国，与韩国专家和各大高校法学系学生探讨这一话题。麦塔斯在活动现场接受本报专访，分享了他投身制止活摘器官活动的缘由和经验。以下是本报与麦塔斯的问答。
您为什么对人权问题感兴趣？
“首先我是犹太人，我从小就意识到，如果没有战争和盟国的介入，包括我在内的犹太人可能无法活到今天。尽管我和家人没有受到犹太大屠杀的影响，但这一事实深深震撼了我。我长大后，大屠杀早已过去，但我立志将加拿大境内的战犯绳之以法，这是我参与人权事务的初衷。另外，我从法学院毕业后，初期在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从事商业法方面的工作，他们对于一些客户难民的案子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于是就交给我这个初级律师。难民是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我把在法学院学到的行政方面的知识应用到难民法案中，取得了一些成就，并以这种方式参与到人权工作中。是这两个原因。”
2006年5月24日，美国华盛顿DC的一非政府组织“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以下简称“调查真相委员会”）写信要求麦塔斯和乔高帮助调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杀害当事人的指控。
第一次得知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消息时，您的想法是什么？
“我试图确定这种情况是不是确有发生。如果真的存在活摘器官，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虐待形式。这种虐待是国家组织的、制度化的，针对人群是良心犯。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获得的经验中，我知道大规模暴行可能以高尚的方式发生。人们往往不相信罪行的发生，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并非不存在。我还想到，受到活摘器官虐待的受害者不可能站出来说‘这事发生在我身上’，并且因为他们的尸体被火化，不可能进行尸检。中国医院和监狱记录不对外开放。这件事除了行凶者，没有任何目击者。寻找活摘的证据是初期最难的问题。”
麦塔斯和乔高在得知此事后，开始了独立调查，他们曾试图到中国進行调查，但是没有成功。“我们采访了多名相关人士，他们的信息列入了本报告附录。同时，我们阅读了大量涉及本调查报告的相关资料。这是一次复杂的沟通，不是因为证据太少，而是有太多的证据说明这件事确有发生，但我们需要阅读分析大量的文件和记录，拼凑零星的证据，呈现出事件的原委。我还想到，如果我们只是在对此进行研究后就置身事外，这个问题就会被淡忘，消失于大众的视野中，这是一种自我毁灭，（所以）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来制止活摘。”
您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
“这就是我持续至今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从不同的角度谈论活摘器官，我去不同的国家，参加不同的会议，在会议上发言，但是不能每次都说一样的话。比如在韩国参加亚洲律师协会会议时，我会谈亚洲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的做法，我谈到韩国、日本、台湾和中国。我梳理了这四个国家处理这一问题的法律。而在今天参加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的活动时，我给韩国提出15项行动建议来打击前往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虽然我多次谈论活摘器官问题，但从这两个角度谈论是第一次。当然，我也在各国议会演讲，接受媒体采访，为的是向大众传达这个议题。我的活动核心是：让活摘器官这个议题一直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不要消失。我最近还去了日本，向日本国会议员讲这件事情，还在一部名为《国有器官》的纪录片放映现场进行演讲。听说这部纪录片在台湾放映时，中（共）国政府多次威胁台湾人。”
您是否也受到来自某些政权或团体的威胁？
“确实有过一些类似情况，但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我刚开始活动的时候，遭到很多次活动被取消的情况。我去大学举办活动，对方告诉我没有活动场地可供出租，尽管他们有空置的场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去别的地方举办活动。在澳大利亚发生过几件事情。2010年10月的一天，布里斯班大纪元报社的办公室窗户被一枚子弹射穿。《大纪元时报》当时正在筹备一个关于活摘器官议题的讲座，他们邀请我去演讲。还有一次，有个自称是中（共）国公安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你这样做会有生命危险’。但我觉得，如果他担心我提出中（共）国政府滥用器官移植的问题，他应该集中精力解决问题本身，而不是威胁我。况且我在中国没有亲戚或朋友，与中国没有任何商业往来或利益，只有一次转机路过那里。与在中国做同样事情的人相比，我面临的风险微不足道。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