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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在中国西南边陲,云南西双版纳的一群年轻人经过不断抗争,终结了持续20多年、涉及千百万家庭、影响一代人命运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这群年轻人都做了哪些事呢?今天,我们根据丁惠民的文章《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等资料,跟大家说说这群“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者。
“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55年。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中共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从1968年起,全国大约有1700万初中生、高中生被下放到农村、边疆当农民,遭了很多罪,实际上是被变相劳改。
到1978年,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一群知青对他们的处境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开始接力抗争。来自上海的知青丁惠民,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三次上书
1978年10月16日,丁惠民写了第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表达了想返城回家的愿望。三百多个知青在信上按了手印。
信被寄往国务院后,国务院批转云南省处理,之后便没有下文了。
时隔一个月,11月16日,丁惠民写了第二封致邓小平的公开联名信,签名者超过万人。不过,信寄出后照样没回音。
又过了一个月,12月17日,丁惠民写了致邓小平的第三封联名请愿信。信中说:
“同样是知识青年,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同?有权人家的子女早已远走高飞,得意洋洋;有门路的悄悄溜走,不声不响;有钱的买通路子,不翼而飞;剩下的只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家的子女,像一堆被遗弃的垃圾丢在这里!”
“八年了,父母的泪快要流尽了,我们肉体的青春即将衰老,再这样下去,我们实在受不了。我们请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的身边吧!”
当时西双版纳八个农场,除橄榄坝农场的知青没有签名外,其它农场的知青都在请愿信上签了名。其中第四分场的签名,是划破手指,用血书写的。
这第三封信,最终送到了邓小平手上。
抬尸游行
在第一封信发出后,当地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1978年11月12日凌晨,橄榄坝农场的上海知青瞿林仙临产,她的丈夫翁仕贤赶紧跑到分场,请医生到家里接生。
结果,分场卫生所的所长陈医生却忙于参加酒宴,没有及时赶来。当天下午3点多,瞿林仙终于生出儿子,但胎盘滞留在她体内,迟迟没有脱落。瞿林仙剧痛难忍,出血不止。
之后的几个小时里,瞿林仙先被紧急送到分场卫生所,又被送到总场医院。但最终因救治不及时,大出血而死,年仅24岁。
瞿林仙的死,引发知青强烈不满。他们抬着瞿林仙的尸体,一路游行到橄榄坝农场场部,沿途很多知青加入。他们向场部领导提出改善知青待遇,放行病退、商调回城等要求,场部领导不答应,他们又酝酿把瞿林仙的尸体抬到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去。
消息传到昆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担心出大事,责成省委常委、省农林办主任党向民立即赶到橄榄坝,妥善处理此事。
党向民抵达橄榄坝农场当天,先采取三项措施稳住知青情绪:(1)严厉批评农场领导,责成他们向知青检讨、道歉;(2)答应知青的合理要求,为死者举行追悼会;(3)请州委及农场通知死者家长及上海市知青办,来此共同料理后事。
党向民还找不少知青彻夜长谈,终于劝阻他们不再抬尸去景洪。
这起突发事件,给云南知青的抗争添了一把火。
集体罢工
再说丁惠民给邓小平的信发出后,没有回音;知青们想上北京请愿,领导又不同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终于,一场大罢工开始了。
1978年12月8日,西双版纳地区农场知青代表开会,选举产生赴北京请愿筹备总组,丁惠民任总指挥,并宣布从12月9日起,举行无限期罢工。
12月10日,中共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不仅声称“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伟大成就”,还强调今后要继续搞上山下乡。
会议通过的文件还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也就是说,农垦知青返城的路被堵死了。
这个消息犹如火上浇油。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的八个农场中,七个农场的知青参加罢工,人数多达三万,农场工作全部瘫痪。
卧轨抗议
12月16日,西双版纳农场第一批40人赴京上访代表团步行出发了。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省农委、知青办、农垦总局、公安厅等组成联合工作组,劝阻上访代表。
12月24日晚,上访代表在昆明火车站登车,不久被赶下来。随后,无论他们到哪里都不许进站。于是,他们步行到一个叫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抗议,致使当天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就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
12月25日,中共中央给云南省委发了三条指示:一,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三,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
同时,中央派专员飞到昆明,处理这一事件。
北京请愿
在第一批上访代表行动的同时,12月18日,丁惠民带领第二批赴京上访代表团徒步北上。
12月27日,26名代表终于到达北京。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在金水桥畔打开两个横幅,一条写道:“我们要见华主席,我们要见邓副主席”;另一条写道:“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
他们的举动引起在场外国记者的注意。当晚,一家外国电台发出头条新闻:中国云南的知青请愿团到达北京。
事件很快惊动中央。傍晚时分,代表们被接到农林部招待所。接下来的几天,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等派人与上访代表座谈。
1979年1月4日,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代表。
据丁惠民回忆,大家鼓掌后,本以为能听到王震几句亲切的问候,没想他表情严峻,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严厉训斥。代表们全懵了,没人敢提返城的事。
王震意识到知青的不痛快,当晚邀请全体代表看电影《巴顿将军》。看完电影,王震说,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嘛,要热爱它;中央并没忘记那里,恰恰相反,要建设好那里;邓副主席说了,不久要大规模投入资金,资金不够,外汇也可以动用嘛!
王震说:“你们的信我已经转达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和叶帅了。”说完,转身要走。
这时,知青代表刘庭明忽然从后排站起身,大声吼道:“王震,你不准走!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说罢就往前排冲,当即被警卫反扭住双手。王震愣住了,等他回过神来,对刘庭明一通骂。
绝食 割腕 痛哭
另一边,1978年12月25日,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凡带领的调查组到达昆明。
1月8日,调查组得知孟岗农场知青开始绝食了,于是跑了一夜一天赶往农场。
1月10日下午,赵凡与知青的见面会上,一个叫吴向东的北京知青讲述了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幸。他说:“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领导)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身份,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说完,他转过身,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匕首切腕自杀。
一个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赵凡面前,大哭着说:“伯伯,救救我们吧……”台下几百名知青全都跪下了,放声大哭,高喊:“我们要回家!”
赵凡也哭了。他说: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
1979年1月25日,赵凡向国务院报送“同意知青返城回家的请示报告”,并提了六条解决问题的办法。2月6日,国务院批准了请示报告。不到3个月,云南农场90%以上知青返回到原来的城市。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能终结,云南知青的奋起抗争,不得不说起到了将各种力量激发出来的先导作用。
当然,还有三个大的背景因素:
第一,天时。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当时已经走到尽头。
第二,地利。邓小平那时正准备发动对越战争。云南处于战争前线,在这个关键时刻不能出乱子。
第三,人和。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提出所谓“改革开放”,争取各阶层的支持。正赶上全国上下都对“上山下乡”不满,有终结该运动的意愿,中央也就不好继续强为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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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