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Stu Cvrk撰文／信宇编译）世界媒体众多，每天都有各种声音聚焦中共各种问题。
这些讨论的类别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既有重大的话题，如房地产行业的困境、中共对台湾和菲律宾的持续军事恐吓、中共持续侵犯国民人权等；也有轻松的话题，包括中国新年、中国美食以及对中共党魁习近平最新讲话的各种评论等。
其中特别令人无语的是，有一类文章向中共提出了解决（或“纠正”）自身问题的真诚建议。这些建议近乎苏俄时期共产主义“同路人”提出的建议。
本文就来详细探讨这个问题。
同路人
根据韦氏（Merriam-Webster）在线词典的释义，“同路人”（fellow traveler） 是指“同情并经常推动一个有组织团体（如中共）的理想和计划，但不加入该团体或经常参与其活动的人”（链接）。从1945年8月二战结束到1991年8月苏联解体的美苏冷战期间，这个贬义词曾被广泛使用。
而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里，天真而富有同情心的外国知识分子、外交官和媒体人士纷纷涌入苏维埃俄国，许多人无视共产党人在苏共党魁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刽子手手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而对苏维埃共产主义据称在俄国建立的所谓“勇敢的新世界”大唱赞歌。
也许《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链接）就是“同路人”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在1932年为斯大林对乌克兰的“集体化”政策辩护时获得了普利策奖，而事实上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导致了一场大饥荒，估计有390万乌克兰人在1932—1933年间饿死。（链接）
正如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简称NPR）所指出的那样，杜兰蒂当时使用了共产主义认可的话语术，如营养不良（malnutrition），而不是饥荒（famine），并为斯大林使用武力镇压辩解道：“说得粗俗一点，不打破鸡蛋就做不出煎蛋卷。” （链接）1933年8月，当数百万人在苏俄忍饥挨饿时，杜兰蒂却为《纽约时报》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即将来临的大丰收表明，任何关于苏俄饥荒的报导，在今天看来不是夸大其词就是恶意宣传。”
杜兰蒂因助长苏联在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而获得普利策奖，而《纽约时报》从未撤销过他的奖项。
2024年的同路人？
受中共严重影响的媒体，如总部位于香港的《南华早报》（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传达“对共产主义中国软弱”甚至为其摇旗呐喊的文章和评论，例如“台湾大选结果为何促使亚洲各国就“一个中国”原则大声疾呼？”（Why Taiwan’s election result prompted Asian nations to speak up on ‘one China’）（链接），“北京最高间谍机构指责台湾散布“选举干扰”谣言，誓言打击分裂主义”（Beijing’s top spy agency accuses Taiwan of pushing ‘election interference’ rumours, vows to fight separatism）（链接），和“中国实验室模拟使用太空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攻击美国军舰”（China lab simulates attack on US warships using space weapons, hypersonic missiles）（链接）等，这也许都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在总部位于伦敦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读到的一篇题为“中国需要从1990年代的日本吸取教训”（链接）的文章却让人大跌眼镜，该文为中共的经济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诸多建议，帮助他们驾驭处于持续灾难的中国房地产行业。要知道，《金融时报》被誉为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亲资本主义商业和经济媒体思想领袖。
回顾一下，据“零对冲”（Zerohedge）新闻网站发表的一篇题为“两张图表解读中国房地产危机”（链接）报导，中国住宅和商业地产销售长期低迷，2023年新房销售下降6%，2019年至2023年新建住宅地产开发下降58%。其后果之一就是，2020至2023年间，中国房地产公司的债券违约金高达1250亿美元，曾经是中国最大房地产开发商的高杠杆恒大（Evergrande）公司被香港法院下令清算（链接），这不仅扰乱了房地产行业，也扰乱了整个中国经济。
英国《金融时报》那篇文章的建议是典型的资本主义：“通过交易不良资产，为其价值设定‘底线’，从而为市场和银行资产负债表注入透明度。”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房地产行业的去杠杆化让市场发挥作用，并试图在席卷全国的日益严重的“通货紧缩心理情绪”中抢占先机。
然而这些建议是利他主义的还是自私自利的？目的是帮助支持中共还是维护英国和其它国家在华投资？代价都是要牺牲普通中国公民的利益吗？值得警惕的是，习近平正越来越多地加强和扩大国家安全法的使用，根据党的意识形态指令加强对企业和个人的控制。
这是自中共1949年窃取全国政权以来各种迫害的延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毛泽东时代的1958-1961年“大跃进”（https://infogalactic.com/info/Great_Leap_Forward）引发的中国大饥荒（链接）期间，估计死亡人数在1800万到5500万之间，而“大跃进”运动旨在实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工业化和集体化”。其结果不出所料地与斯大林强迫乌克兰集体化的结果如出一辙！
自1980年以来，那些支持共产主义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西方“同路人”与沃尔特‧杜兰蒂极为相似，因为中共对中国公民的野蛮行径并没有像“支持对华接触人士”（China engagers）所预言的那样有所改善，而“支持对华接触人士”几十年来一直支持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文章请见“托马斯‧弗里德曼扮演的角色”（链接），“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中国比美国“明智”。他说得对吗？”（链接）和“美国领导人推销改变中国的梦想”（链接）等。
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发布的《2023年中共人权报告》的第一句话可谓一针见血：“2022 年，中国各地的镇压进一步加深。”（链接）。这就是习近平政权的行动，包括继续在新疆地区设立劳教所，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将这些劳教所定性为对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原住民的种族灭绝（链接）。
上个月，《大纪元时报》发表题为“习近平扩大内部镇压以巩固权力”（链接）的文章称，习近平正在标志性的“反腐运动”的幌子下，对中共官员、反对者、军队领导人等进行大范围的清洗，以巩固习近平和中共的政治权力。正如《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去年12月发表题为“更多高管在中国消失，商业环境蒙上寒意”（More Executives Vanish in China, Casting Chill Over Business Climate）（链接）文章报导的那样，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僵化的共产主义正统观念是未来的方向，不服从党的路线的企业高管和政治人物将继续“消失”。
习近平和他的经济规划师们会听从代表在华外国投资者的西方热心人士的建议吗？
在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中注入透明度和市场力量将是一个冒险之举。习近平面临的两难选择是既要维持表面的社会稳定，又要保证经济增长，以继续证明中共的政治权力主张。恒大的尴尬清盘是中共一贯吹嘘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盔甲上打开的一个大缺口。
习近平究竟会如何选择？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
斯图‧克沃尔克（Stu Cvrk），在美国海军服役30年，担任过各种现役和预备役职务，在中东和西太平洋等地区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退役前是一名上尉。他毕业于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接受了古典的自由主义教育，具有海洋学家和系统分析员的教育和经验，这些为他此后的政治评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原文： Helping the CCP Hurts the Chinese Peopl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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