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管理不善 毁掉了这座城市对中国的大部分意义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Milton Ezrati撰文／信宇编译）多年来，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紧俏的房地产市场。住宅地产和商业物业的价格如此之高，以至于特区政府征收了各种税费，以抑制购买、减少需求，旨在创造一个更加负担得起的环境。
尽管高昂的费用给人们带来了困难，然而这也表明这座城市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居住和经商之地。即使在1997年中共从英国手中接过这座城市的主权之后，这些吸引力依然存在，促使众多外国跨国公司在这座城市设立办事处，也促使外地人士在这里安家落户，以便就近开展业务。
然而2020年，北京打破了英国留下的亲商法律制度，这些吸引力开始消失，而且消失得很快。外国公司纷纷迁出香港，许多人才也纷纷选择逃离。房地产价值暴跌，这实际上宣告了香港吸引力的消亡，也宣告了香港对中国大陆的作用正在减弱。
北京2020年的对港举动并不是它第一次试图消灭香港的吸引力，尽管这无疑不是它的本意。2003年，中共曾试图干预香港对个人和商业合同的法律保护，而当时正是这些法律保护使这个“特别行政区”成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工作和经商之地。当时的本港大规模抗议迫使北京当局让步。
尽管2020年同样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然而这次北京并未选择退缩。北京制定了《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Law，简称NSL），并动用了大量警力和军力强行推进此事。随着该法的出台，香港对合同和个人的法律保护也随之终止。许多企业几乎立即开始撤离香港。
这个事件对本港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据，自《国安法》生效以来，约有70万中国人离开了香港。外国居民也离开了香港，然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全球银行、航运公司和其它企业也离开了香港，前往更自由便利的地方。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大通（JP Morgan）等大公司已将资产和人员转移到其它亚洲地区，如新加坡等。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在香港运营的美国公司中约有40%已经离开，而仍在香港运营的外国公司中亦有一半表示有意离开。自2020年以来，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市的新股票和债券减少了约90%。
据加拿大著名的智库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的研究员乔恩‧哈特利（Jon Hartley）研究估计，即使中共政府没有在2020年做出香港法律改变，香港今天的人均收入也要比本来的水平低10%左右，主要因素是COVID-19全球疫情的影响以及中共政府拖延中国经济复苏的“新冠病毒清零”措施等。
在这种外商急速外逃的大背景下，香港房地产自2021年以来贬值约25%也就不足为奇了。去年，一手和二手市场的房地产交易总额仅为500亿美元左右，比2019年下降了30%。在过去的18个月里，超豪华住宅的价值下降了四分之一。市场上的房屋库存达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租金也有所下降。据计算，目前此类房产的租金收益率仅为3%。由于严重依赖房地产，城市预算也受到影响，预计4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将出现130亿美元的赤字。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普遍放缓也是导致本港经济崩溃的原因之一，因为香港具有的主要吸引力之一就是毗邻曾经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高利率也是一个原因，因为香港与美元挂钩，迫使香港当局跟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而不是跟随中共央行的步伐选择降息。然而这两个因素都不能解释上文所述的巨大经济下滑。企业完全可以等待利率政策的改变和中国经济的回暖。过去，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原因在于新的《国家安全法》，以及它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香港的商业环境。
为了遏制房地产价格下跌的步伐，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撤销了十多年前为抑制价格上涨而制定的法律：对非永久性居民征收的15%印花税（stamp duty）和对现有业主征收的7.5%印花税现已取消。该市还取消了对两年内转售房产征收的炒卖税（flip tax）。签证规定也已放宽，以鼓励外来人才流入本港。虽然香港当局做出这些改变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可能会减缓价值缩水的速度，然而这也预示着某种恐慌。
归根结底，香港所能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根本上的问题：国安法。更糟糕的是，北京正向香港施压一项更为严格的安全法，外界称为“香港基本法第23条”。这项新法律虽然表面上只针对外国特工，然而迄今为止只起诉了中国公民。可以肯定的是，香港曾经对合同和个人提供的极具吸引力的法律保护，如今早已荡然无存。毫无疑问，新加坡乐见这种情况的发生。新加坡正在因此从香港获得大量的业务、人才和财富。
与此同时，北京中南海的一众高官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或者甚至根本不关心，他们正在杀鸡取卵，正在扼杀曾经经常为中国经济下金蛋的母鸡。
作者简介：
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是纽约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简称SUNY）布法罗分校人力资本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的特约编辑，亦是总部位于纽约的知名传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入职Vested之前，他曾担任Lord, Abbett & Co.等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和经济学家。他还经常为总部位于纽约的《城市杂志》（City Journal）撰写文章，并定期为《福布斯》（Forbes）撰写博客。他的最新著作是《即将到来的三十年：未来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统计学和我们的生活方式》（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2014）。
原文： Hong Kong’s Property Problems Reflect Beijing’s Mismanagement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