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好中共 《纽约时报》拟撰文攻击神韵

（大纪元记者Petr Svab报导／秋生、吴香莲编译）长期以来，《纽约时报》一直在淡化或忽视中共严重的侵犯人权记录，现在它又将矛头指向了在美国的中国异见者。

大纪元获取的资讯显示，《纽约时报》花了将近六个月时间准备一篇攻击神韵艺术团的文章。

这篇文章尚未发表，它将针对神韵艺术团，帮助中共在跨国镇压运动中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部位于纽约的神韵艺术团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近二十年来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钉。

每年神韵在全球为一百万观众演出。中共在这场运动中，使用了大量手段来阻挠神韵，包括试图迫使剧院放弃演出、迫害艺术家在中国的家人，以及为其目的劫持美国的法律系统。

去年5月，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的两人，他们试图用数万美元贿赂一名假扮成美国国税局官员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企图取消神韵的非营利组织资格。

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两名被指控的中共代理人还试图利用针对神韵的培训设施和学校环境的诉讼来“抑制”神韵发展。

然而，对神韵的下一次攻击似乎是来自美国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

可疑的华裔记者

根据大纪元获得的记录显示，两名记者迈克尔‧罗斯菲尔德（Michael Rothfeld）和妮可‧洪（Nicole Hong），后者在《纽约时报》的中国部门工作了六个月后开始报导神韵，他们专门找多年前就离开神韵并心怀不满的艺术家采访。

奇怪的是，《纽约时报》列出妮可‧洪的履历，称她是“一名调查记者，主要关注纽约及其周边地区。”妮可去年才刚涉入中国问题的报导，就开始对神韵进行调查。

履历称，她自2019年加入《纽约时报》以来，一直在大都会版（Metro Section）工作。她最初报导法院和刑事司法问题，然后转而撰写有关影响纽约市从大流行病中复苏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文章。

2023年，她在首尔分社担任了六个月的驻外记者，报导中国的情况。

在加入《纽约时报》之前，她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了七年，主要关注联邦执法和国家法律问题。她所在的团队曾因负面报导唐纳德‧川普而获得2019年普利策报导奖。她的童年在美国各地度过。

神韵的许多艺术家都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是一种打坐修炼方法，其修炼者受到中共的残酷迫害，这就使神韵成为中共政权及其代理人的首要目标。神韵的一些舞蹈节目，反映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神韵艺术团乐团指挥陈缨告诉大纪元：“我们知道这些记者的采访对象是极少数可能对神韵有微词的人，他们似乎忽略了绝大多数（艺术家），而这些艺术家认为他们在神韵的工作是积极的、有深远意义的。

“我们也知道其中一些受访者曾自由地前往中国，这引起了（我们）极大警惕，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为神韵工作或修炼法轮功的人回到中国都会面临极大危险，但这些人却自由地、反复地去中国。我们还有一些交流记录表明，其中一些受访者对他们在神韵的经历非常满意，但现在却对《纽约时报》说了相反的话。

“所有这些都表明，《纽约时报》一心想要攻击我们，并围绕着非常有问题的采访，来编造故事。”

目的是诋毁

中共内部文件显示，该党将位于纽约州北部、名为“龙泉”的神韵校园视为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活动的“总部”。

大纪元获得的一份中共指令文件写道：“有计划、有策略地攻击海外法轮功总部和基地”。

另一份文件规定了在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中要拉拢的具体行业，要求动员“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学者、记者等对华友好人士……为我们说话，争取让更多的外国媒体发表更多对我们有利的报导”。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FDIC）副主任拉里‧刘（Larry Liu）评论说，《纽约时报》现在似乎正在这样做。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是一家致力于监督法轮功受迫害情况的非营利组织。

刘先生说：“（《纽约时报》）这篇报导很可能是中共梦寐以求的。”

洪女士去年结束了在《纽约时报》驻首尔中国团队的工作，回到纽约后不久，一些前神韵舞蹈演员就开始收到她和罗斯菲尔德的电子邮件。刘先生说，这些电子邮件中的问题有时具体得令人不安，给艺术家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记者们在试图挖掘可以用来针对神韵的讯息。

一位前神韵舞蹈演员只被问到一个具体事件：一次膝盖受伤。

刘先生说，记者似乎在试图编造一种说法，暗示舞蹈演员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照顾，而这正是中共恶意中伤法轮功的一个关键的虚假说法。

大纪元访问了数十位神韵艺术家及其家人，以及神韵两所附属学校的师生。他们认为神韵的环境要求很高，有着健康的文化和支持的社区。对缺乏医疗保健或治疗的说法，他们强烈反对。

凯‧鲁巴塞克（Kay Rubacek）说：“这绝对是胡说八道。”她的子女都在神韵演出，她是一位电影制片人，她的作品屡获殊荣，包括纪录片和NTD（新唐人）节目《生活与时代》（Life & Times）。

她说：“每一个观看过神韵演出的人，都能看到这些舞蹈演员对神韵的热爱。他们真的很热爱自己的工作。”

她的孩子分别在13岁和14岁的时候开始就读飞天艺术学院，这是一所5—12年级的私立艺术学校。她说，她非常注重先熟悉校园和老师。

“我对把孩子送到哪里非常谨慎。我非常注意保护他们”，她说，“因此，要让我放心送他们去寄宿学校，我必须检查一切，而我检查了一切。”

她指出，该学校的舞蹈课程让学生有机会在同一校区的飞天大学接受培训，同时参加神韵的试镜，她的孩子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她回忆说，刚入学不久，她儿子在舞蹈训练中弄伤了脚趾，被送去拍X光片，结果显示有轻微骨折。他的舞蹈老师坚持要求他在骨折完全愈合之前不能再上舞蹈课。

她说：“他把这次停课当作集中精力做伸展运动的机会，并成为舞蹈团中身体最灵活的舞蹈演员之一。”

鲁巴塞克女士说：“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和面对挑战的能力，这非常了不起，我希望我小时候也能有这种精神。”

当她得知《纽约时报》试图抹黑她的孩子们，把他们说成是某个令人讨厌的组织的成员时，她感到非常愤慨。

真正的危险

龙泉校园副总裁乔治‧徐（George Xu）说：“《纽约时报》似乎在追求虚假的叙事，我们严重关切这一事件，因为这会造成真正的危险。”

他说，几个月前，地方和联邦政府部门动员起来，应对一名中国男子构成的可信威胁，他们认为这名男子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想要加入“敢死队”的讯息，并发布了一段自己正在装填AR-15步枪弹匣的影片。

徐先生说，这名男子“散布同样的虚假叙事，并曾与《纽约时报》正在采访的一些人交谈”。

徐先生说：“据了解，此人曾一度出现在我们校园附近。……我们的入口处有州警察巡逻，每个人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是非常严重的。”

大纪元获得了一份9月份联邦调查局官员安全公告的副本，公告称该男子“对龙泉校区造成了威胁”，曾在该地区出现过，并且“可能携带武器，十分危险”。

勇攀高峰

神韵艺术团是全球顶级中国古典舞与传统音乐艺术团，从2007年的一个团发展到现在的八个团，每个团都有自己的管弦乐团，每年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观众超过一百万人。大纪元长期以来一直是神韵的媒体赞助商。

神韵多位舞蹈演员和老师表示，与其他精英艺术一样，中国古典舞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要成为如此高水准的艺术家，绝对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你必须奉献很多时间和精力，”2015年从神韵退休后，陈超慧（Alison Chen）成为了一名舞蹈教师，后来也担任了纽约中城（Middletown）飞天大学舞蹈系的联席主任。

2007年，神韵刚成立不久，陈超慧便开始接受神韵的培训，当时她只有十几岁。由于她的天赋和以往的舞蹈经验，她很快就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了神韵的巡回演出艺术团。多年来，神韵不断提高标准。她说，飞天大学学生可以参加巡回演出的试演，这也是他们课业的一部分，但他们的舞蹈技能必须出类拔萃才能入选。

车星镐（Jimmy Cha）在2008年加入神韵之前曾是一名专业芭蕾舞蹈演员。

这位前芭蕾舞蹈演员说，与芭蕾舞相比，古典中国舞训练更符合人体的自然规律，因此不容易产生过度的劳损。他表示，芭蕾舞蹈演员通常在三十多岁时就退休了，往往会留下慢性疼痛和受其它疾病的困扰。

根据2015年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年轻的业余舞蹈演员平均每跳舞1000个小时就会受伤一次，而年长的专业舞蹈演员每跳舞1000个小时就会受伤1.2次。

据此估算，像神韵这样规模的专业舞蹈艺术团，理论上每年会发生数百起受伤事件。

大纪元所采访的舞蹈演员和老师们并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但他们都认为，他们在神韵观察到的受伤发生率只是这个数字的一小部分。

车先生将低受伤率的部分原因归功于严格的训练标准和对正确技巧的重视。他解释说，与其说是舞蹈动作本身导致受伤，不如说是舞蹈演员不正确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过度劳累或受伤。

他说：“让每个人都保持最佳状态，并不断监测他们的技术，有助于避免许多问题。”

车先生已经四十多岁了，他也有过舞蹈受伤的经历，上一次是在2020年，他的膝盖韧带撕裂，几乎终结了他的职业生涯。他说，他飞到韩国去看了一位世界级的膝关节外科医生，经过大量的康复治疗，他得以重返舞台。

他说，如果一个人因为身体问题而无法继续表演，神韵一般会给他或她留在神韵的机会，让他或她承担不同的工作，例如制作。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退出的人并不是因为身体上的问题无法克服。相反，他们面临的是心理甚至精神上的挑战。

多位舞蹈演员承认，一般来说，精英表演艺术界因内部政治和激烈竞争而闻名，有成就的艺术家如果被淘汰而不能担任主角，就会感到被冷落，自尊心受到冲击。

但是，他们指出，神韵的氛围截然不同。

为了展现纯正的华夏文化，艺术家需要学习中国文化并亲身体现中华文化，恪守传统的价值和道德准则。他们说，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放下自我。

在等级森严的韩国社会长大的车先生指出，对他来说，接受年轻舞蹈演员甚至老师的建议需要一些调整。

陈女士说，“老师会告诉我们，‘无论你学了多少，无论你认为自己懂了多少，我们都必须从零开始。’”

她说，以谦逊的态度对待舞蹈是一个过程。

她回忆起自己在一次中国古典舞大赛中获得少年组金奖后经历的自我膨胀的过程。

她说，“我以为，这是我成名的一个途径。”

这是她在职业生涯中刚刚崭露头角之际经历的一次风险，现在回想起来她才意识到自己的性格经受了考验。

她说，“如果没有人真正引导我以健康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我的问题就会继续存在。”

她说，多亏了老师和同学的积极影响，她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

“学无止境”是她经常背诵的一句中国谚语。

她说：“你越是自负，你就越无法成长；无论你认为自己有多伟大，总有新的东西要靠别人教你。”

她还发现，明白道理与付诸实践是两码事。

第二年，当她在大赛中获得银奖时，她心里忐忑不安。

她回忆说，“不管我如何否认，我还是或多或少地在乎名次。”

事情开始变得糟糕，她不再是平日里的“乐天派”，在舞台上开始变得自卑和紧张。

她说，“我越是在意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我在表演时就越感到紧张，有时影响到了我在舞台上的表演质量。”

蓦然间，她发现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要么放下虚荣，要么陷入愤怒、嫉妒和指责。经过反复反思，她选择了前者。

她说，“我意识到……在继续前进之前，我必须真正地退后一步，从修好自己的内心做起。”

她的这种选择让她获得了极大的解放。

她说，“这实际上教会了我如何感恩。”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这一跨越。公司的几位成员说，那些没有做到这一点的人，最终很可能会离开。

他们说，多年来也有过一些不太愉快的离别，通常是因为成员违反了公司规定，在艺术上无法达到要求，或者想要获得特殊的认可或待遇。

神韵副团长陈女士说，“不幸的是，我们发现，《纽约时报》所针对的恰好是那些人。”

可疑的活动

当刘先生得知洪女士和罗斯菲尔德先生正在与亚历克斯‧斯基拉（Alex Scilla）交谈时，他对《纽约时报》的行为更加感到震惊。斯基拉在中国有长期的商业利益，并且曾与当地活动人士格蕾丝‧伍达德（Grace Woodard）一起发起过反对龙泉的运动。

正如《大纪元时报》之前的调查所披露的，斯基拉先生和伍达德女士对位于纽约州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的龙泉地产进行了监视，并试图通过一连串毫无根据的环境诉讼来阻碍龙泉校区的开发，并鼓动媒体对其进行负面报导。

龙泉校区的代表向《大纪元时报》列举证据时谈到，在前两起诉讼被驳回后，斯基拉先生又提起了新的诉讼，但同样没有事实根据。

起诉书披露，去年5月被联邦调查局逮捕的两名疑似中共代理人陈军（John Chen）和林峰（Lin Feng）主要参与了2023年初的一项计划，即贿赂一名美国国税局官员（实为美国特工）展开虚假调查，以剥夺一家由法轮功学员经营的实体的非营利地位。

法庭文件显示，这两人在启动国税局计划之前所采取的行动与斯基拉先生的行动如出一辙。

联邦检察官在去年的一份法庭文件中说，林先生是一名前中国运动员，他曾多次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讯问，并“承认他和（陈先生）前往纽约是为了监视纽约州奥兰治县的法轮功居民，收集信息作为提起环境诉讼的依据，目的是阻止纽约州奥兰治县法轮功团体的发展。”

陈先生的同伙显然是在中国天津开展行动的，那里是中共“610办公室”的基地，该机构是中共于1999年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法外警察机构。根据法庭文件，此人在美国针对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为他在中共内部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地位，包括三次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

陈先生在一次与联邦调查局卧底探员的谈话中描述他的中共同志们，“他们就像（我们）血脉相连的兄弟。”他还称，“我们在二三十年前就开始了这场反对（法轮功创始人）的斗争，他们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刘先生说，提及“法轮功创始人”，以及陈先生和林先生将贿赂目标对准奥兰治县国税局办公室，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们的目标实体就是神韵艺术团。

斯基拉先生本人也与天津有联系。根据《大纪元时报》查阅的资料，他在这个中国北方大都市生活了多年，他唯一的可能收入来源似乎是2019年他与中国妻子在天津成立的一家咨询公司，那是在他移居美国并发起针对龙泉的运动后不久。斯基拉先生此前没有回应《大纪元时报》的多次询问。

检察官说，陈先生声称自己在天津也有一家公司，并向卧底联邦调查局特工表示，他可以（选择）去中国旅行，在那里获得报酬，他声称他“在中国的资源远远超过在美国的资源”。

陈先生和林先生现在面临的指控包括：充当未注册的中共代理人、行贿和多项共谋，包括洗钱。

与中共保持一致的历史

2001年，《纽约时报》时任发行人小阿瑟‧苏尔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曾率领由该报作者和编辑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共谈判，以解除该报网站在中国境内的封锁。在该报刊登了一篇对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的阿谀奉承的采访稿几天后，该网站得以解禁。

正是江泽民，不顾其他中共高官的意愿，亲自发动了“铲除”法轮功的运动。

随着迫害的不断升级，《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都对中共政权的暴行进行了严厉的报导，并揭露中共妖魔化法轮功的宣传。

而《纽约时报》却反其道而行之，大篇幅报导中共方面的宣传。

在一个案例中，该报甚至鹦鹉学舌地重复了中共的说辞，称法轮功学员如何受益于中共的洗脑和强迫他们放弃信仰的行动。

一篇报导称，一名“仍在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说，“劳教所比我的家还舒适，劳教所的警察非常有礼貌、和蔼可亲。”

根据《大纪元时报》获得的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即将发布的一份报告，在过去25年中，《纽约时报》关于法轮功的文章中，有近三分之二都包含各种虚假和歪曲不实的陈述，所使用的词汇通常来自中共。

《纽约时报》有数十篇文章将法轮功称为“邪教”、“教派”或“邪恶教派”。

在某些情况下，该报承认这些标签来自中国共产党，但在其它情况下，该报则以自己的口吻来贴上这些标签。

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人权研究者，包括有勇气了解法轮功的记者，都得出结论，这些标签是毫无根据的。

张彦（Ian Johnson）曾于2000年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法轮功的开创性报导。他指出法轮功修炼团体“与许多关于邪教的常见定义不相符”。

他写道，“其成员与团体外的人结婚，有团体外的朋友，从事正常的工作，没有过着与社会隔绝的生活，不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也不向组织捐献大量金钱。最重要的是，不接受自杀，也不接受身体暴力。”

他写道，“（法轮功）本质上是一种非政治的、注重内在修养的修炼方式，旨在从精神上净化自己，改善健康状况。”

《纽约时报》仅在极少数文章中勉强对法轮功的信仰做了最基本的解释：其核心原则是“真、善、忍”。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FDIC）显示，尽管法轮功遭受暴行迫害的证据越来越多，该报却置之不理。

2016年，《纽约时报》记者迪迪‧克尔斯滕‧塔特洛（Didi Kirsten Tatlow）采访了几位中国器官移植医生，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谈话，暗示中共利用良心犯作为器官移植的来源。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些人权律师和研究人员已经整理出大量证据，证明中共确实在杀害良心犯，以推动其蓬勃发展的器官移植产业，而主要目标就是法轮功。

塔特洛女士准备继续进行调查，但她说她受到了编辑的阻挠。

她在2019年向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一个由独立的专家小组组成的法庭，负责审查活摘器官的证据）提供的证词中说，“在我的印象中，《纽约时报》，我当时的雇主，并不高兴我继续进行这些（关于器官移植滥用行为的）报导，尽管最初容忍了我的调查，最终却让我无法继续。”

在听取了包括记者、研究人员、医生和前中国被拘留者在内的五十多名证人的证词后，该小组于2019年6月得出结论，“多年来，在中国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活摘器官行为，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来源之一，而且很可能是主要来源。”

专家组的最终判决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卫报》、路透社、天空新闻、《纽约邮报》等数十家媒体的报导。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写道，“然而，《纽约时报》却保持了沉默。”

近年来，该报对法轮功的报导逐渐表现为“公开敌视”。

2020年，该报利用当时的反种族主义热潮，宣称法轮功禁止异族通婚。这显然是不实之词，因为跨种族通婚在法轮功修炼者中很常见。

该报的文章还把法轮功描绘成“隐密”、“极端”和“危险”，但却不去证实这些说法。

另一方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性被该报说成是指控而已，法轮功的反迫害行动被该报定性为“公关活动”。

宣传的历史

《纽约时报》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大力宣传共产主义。

20世纪30年代，《纽约时报》的俄罗斯明星记者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掩盖了苏联在乌克兰造成的饥荒，甚至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

根据苏联问题专家伦纳德‧莱舒克（Leonard Leshuk）所著的《1921—1946年美国情报部门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US Intelligence Perceptions of Soviet Power, 1921–1946）一书，杜兰蒂在私下谈话中确认他知道这场饥荒的情况。

莱舒克先生写道，“杜兰蒂告诉一位在柏林的美国国务院官员，‘根据《纽约时报》和苏联当局达成的一致意见’，他的官方快讯始终反映苏维埃政权的官方意见，而不是他本人的意见。”

几十年后，《纽约时报》委托一位顾问确定是否应该追回普利策奖，顾问的结论是应该追回，但该报拒绝这样做。

阿什利‧林兹伯格（Ashley Rindsberg）撰写的《灰色女士的纵容》（The Gray Lady Winked）一书指出，杜兰蒂事件并非孤立事件。[注：《纽约时报》绰号“灰色女士”（the Gray Lady）。]

林兹伯格先生写道，“在苏联崛起的早期关键时期，该报公然发表了明显偏袒共产主义的宣传作为新闻报导”，并且一直持续到苏联时期。

他写道，“《纽约时报》经常刊登共产党代理人和苏联同情者撰写的新闻报导和分析文章。即使《纽约时报》的领导层认为这些亲苏报导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他们也肯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毛泽东的独裁统治造成了约8000万人的死亡，但他竟被该报誉为“民主的土地改革者”。

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在1973年为该报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实验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最成功的实验之一。”

林兹伯格先生写道，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即将在古巴掌权时，《纽约时报》也为他的形象助了一臂之力，称他为“民主人士”，该报的发行人甚至会见了卡斯特罗。1995年，这位共产主义独裁者再次来到该报总部，该报对他的美国之行进行了正面报导。2000年亦是如此。

该报前编辑汤姆‧昆茨（Tom Kuntz）看到卡斯特罗在办公室受到狂热的欢迎，成群结队的工作人员追随着这位独裁者，为此感到“忧心忡忡”。

他告诉《大纪元时报》，“那情景就像迈克尔‧杰克逊或猫王（Elvis）走进了大楼。”

中共的杠杆作用

自从《纽约时报》前发行人苏尔兹伯格先生决定将该报推向全球以来，其在中国的存在一直被视为重中之重，该报在北京和上海都设有分社，但这背后似乎也有附加条件。

昆茨先生问道，“如果你想成为一家全球性报纸，你必须怎样做才能让中国满意，在中国保持业务？”他说，“尽管紧张状态一直存在，但我知道，他们和很多公司一样，都在努力保住进入中国的机会。”

2012年，该报对温家宝（Wen Jiabao）的家族财富进行了揭露。温家宝时任中国总理，也是中共领导层中最后一批支持温和政治改革的声音之一。

作为回应，中共封锁了《纽约时报》网站，包括几个月前刚刚推出的中文版。包括苏尔兹伯格先生在内的报社高管都试图说服中共重新开放网站。

史密斯先生带头创建了中文网站。他写道，“我们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游说工作，希望能解除封锁；我们多次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会面；我们与新华社社长（部长级职位）和人民日报社社长（另一个部长级职位）合作；我们与鲁珀特‧默多克的前政府关系总监交谈，他与中宣部有亲属关系；我们甚至尝试借助一系列声称对习主席身边人有影响力的中间人走后门，进行谈判；当然啦，我们利用一切机会与习主席本人会面，希望能重现与江主席会面时取得的成功。”

时任执行主编吉尔‧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后来在她的书中抱怨，苏尔兹伯格先生背着她，“根据中国大使馆的意见起草了一封《纽约时报》致中国政府的信，几乎等于是在为我们最初的报导道歉。”

她写道，“在我看来这份草稿令人反感，说我们对这篇报导的‘看法’表示道歉；读到这封信时，我的血压都升高了。”

她说，她质问出版商时，他不断重复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并同意重新起草这封信。

艾布拉姆森女士写道，最后的版本仍然“令人反感”，因为“‘对不起’这个词仍然出现在我看到的信的最终稿中。”
史密斯先生写道，2012年后，《纽约时报》坚持“打入中国大陆市场”，并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包括印刷出版物、通讯，建生活方式网站。

到了2019年，《纽约时报》的中国办事处雇用了数十名记者，其中有些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有些是通讯员。这是《纽约时报》在海外拥有的人数最多的机构。

然后，病毒来了。

2020年2月，《华尔街日报》刊登了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一篇署名文章，标题是“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文章抨击中国对新冠病毒疫情处理不当，并质疑北京的权力和稳定性。

中共抗议说，该标题带有“种族歧视”，并以驱逐该报三名驻华记者作为回应。

同一天，川普政府将五家中国国营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次月，川普政府为中国国营媒体设定了美方人员上限，事实上驱逐了60人。

3月17日，中共做出回应，驱逐了《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大部分记者，并给他们10天时间收拾行李。

第二天，《纽约时报》广告部的邮箱里收到了一份爆炸性请求。佛罗里达州房地产商布雷特‧金斯通（Brett Kingstone）希望刊登一则整版广告，呼吁中国对这一疫情负责。

广告定于2020年3月22日刊登，已经获得批准、付款、印刷，并已在早期版本上发布，但报纸突然在半夜被叫停，导致大部分印刷版无法刊登该广告。

发言人丹妮尔‧罗兹‧哈（Danielle Rhoades Ha）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大纪元时报》，“这则广告不符合我们的标准，不应该出现在《纽约时报》上；在被《纽约时报》员工内部标记后被删除。”

当问及这则广告是否受到来自中共的任何压力时，发言人没有回答。

不过，《纽约时报》经常刊登由中共控制的一家公司出资的宣传广告。

金斯通先生说，《纽约时报》的一位高管告诉他，一名中共官员曾打电话给该报领导层，要求撤下这则广告。《大纪元时报》无法独立证实电话是否发生过。大纪元记者试图联系该负责人请求置评，未果。该报发言人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打过这样的电话。

前联邦调查局特工、经济间谍专家帕特‧拉弗林（Pat Laflin）说，中共“不可能”没有试图向该报施压。

他说，“他们到底说了什么，有多微妙，或者不太微妙，这些都是猜测，我不知道；至于电话打进来没有？有的！”

就在金斯通先生的广告被撤下的第二天，即2020年3月23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发表了一封致中国政府的公开信，恳求撤销驱逐行动。

他们在信中强调，他们的报导对中共冷酷无情地处理疫情的方式给与了正面评价。

信中说，“我们在显着位置刊登了新闻和分析，叙述了中国在遏制和减轻病毒传播方面取得的显着进展。”他们说，“即使是现在，我们的一些记者在即将面临被驱逐的情况下，仍在报导中国如何调动国家资源开发疫苗，为中国和全世界数十亿人带来希望。”

2021年11月，拜登政府放宽了对中国媒体的限制，作为交换条件，中共允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更方便地离开和返回中国。

自2020年以来，《纽约时报》因发表一些推崇北京路线的专栏文章而屡遭批评，其中包括其编辑部去年发表的一篇标题为“谁在从与中国的对抗中获益？”的文章。

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战略评估专家、大纪元撰稿人布拉德利‧塞耶（Bradley Thayer）认为，这篇署名文章是对失败的对华“接触”政策的认可。

他指责该报“在意识形态上愚昧，拒绝看到共产主义政权的本质。”

前海军情报官员、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法内尔（James Fanell）说，从另一个角度看，《纽约时报》在避免与中国对抗方面有着既得利益，这仅仅是因为它想保住进入中国的机会。

他说，“我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

《大纪元时报》向《纽约时报》提出了13个具体问题，要求其就本文概述的指控发表评论，这些问题包括《纽约时报》的记者只寻求负面采访、《纽约时报》以前根据中共的宣传对法轮功的歪曲，以及对神韵进行负面描绘将如何帮助中共在国内外镇压异议人士等。

《纽约时报》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只说“作为一般政策，我们不对报纸未来可能发表或不发表的内容发表评论。”

责任编辑：任子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