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记者程静、骆亚采访报导）中共上周召开一连串会议，承诺对外资开放。不过，外企CEO被习近平所展现出的强硬党国意识形态所震惊，期待变成失望与忧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信心更低，外资撤离或更快。
习非常强硬的表态 让外企信心更低
中共上周连续举行四场高层“吸引外资”会议——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国投资促进会的“投资中国”论坛、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以及习近平会见美企CEO。
其中，中共三个常委做了很多承诺。3月24日，中共总理李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DF）开幕式上说，“中国（中共）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各类企业合法权益”，更加开放，合作共赢。
26日，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投资中国”首场标志性活动喊话，欢迎更多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分享中国发展红利。28日，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也在博鳌论坛上表示，中国仍然有快速的发展概率，外资可以搭上中国大陆经济的特快车等。
但是中共党魁习近平27日会见美企CEO时，其强硬的表态让外资CEO非常失望。美国财经媒体CNBC撰稿人卡鲁索-卡布瑞拉（Michelle Caruso-Cabrera）在X平台发文说，她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与习近平会面的一名美企执行长通话。
这位执行长说，中国的经商环境“仍然很糟”，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非常低迷。美企执行长们与习近平的会面持续1.5个小时，他们向习提出尖锐问题，习也给予强硬答复。
在该会面中，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尚未触顶，每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的问题，而中国（中共）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中共）知道每年必须为应届毕业生创造至少1000万份新工作。至于半导体，美国不应试图遏阻中国（中共）的进展，中国（中共）不是美国的威胁等。
这位执行长还表示，在中国待了近一周，与中共领导高层与商界人士谈话，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中共）正放弃对经济的中央集权管理。他说，有钱的中国人感到恐惧，出售私人飞机等。他补充，“因为在中国富有是危险的”，他们试图将财富转移至海外。
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王国臣4月1日对大纪元分析，“李强和赵乐际在前面两场会议上不断地示软，习近平在公开的场合也在示软。但是到了私下会议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他这么强硬。”
分析：习把经济利益看作是次要的
“显然这跟国际的认知不同”，王国臣说，“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决策可能出现资讯错误的情况，或者他们的认知越加与国际脱轨。”
目前，中国经济遇到很多问题，不只是房地产低迷，还有民间企业、民间消费、投资、全球贸易、外企投资都出了问题。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郑政秉对大纪元分析，“很多人都期待，习近平会针对现在体制上的问题，做一些改革、做一些宣示。结果，他们听到的就是原来（习近平）私底下的态度非常强硬。”
“这跟人们的期望完全是颠倒的。大家期望符合商业的逻辑或市场的机制，中国（中共）会有一些继续开放改革的措施，结果完全颠倒。”
郑政秉认为，习仍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如，国营企业是稳定的、巨大的，是社会的中间力量。所谓民营企业，至多是一个小型企业，不稳定，对国家未必有利，甚至对中共领导是有害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要用更加中国（中共）的集中制来解决经济问题，而不是走向市场、开放等等。”
郑政秉认为，“外资吃惊的是，习其实把经济利益看作是次要的，他觉得掌握社会主义的精髓、掌握中国的独特性、掌握国家安全，是远比纯粹的开放市场、纯粹的改革制度来得重要。”
分析：北京这个宣告非常可怕 会对外企造成巨大伤害
王国臣说，按照北京的说法，叫做制度性开放。“也就是它在国内会尽量地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减少负面清单，还有改善营商环境等等。”他表示，但中共同时要求外企遵守北京的规范，包含一系列的单边立法，例如外企要设立党组还有共同富裕，或者数据监管要符合中国规范等等。习近平认为安全跟发展应该并重。
“这让外资看不懂北京政策。现在外企去见习近平，不只是为了希望给予投资方便，可能也想要从中国大陆撤厂。这两个因素导致北京跟外资的关系是矛盾的。”
王国臣认为，“中国大陆会越加偏离，或是以政治凌驾经济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于整个经济发展或经济政策的施政，当然会带来一定的阻碍。”
“让外企非常傻眼的，就是他对台湾问题的坚持和投入的关注，让外企也吓了一跳。”王国臣说，习在谈台湾问题时非常强硬，所谓台湾是中国内政问题，你们这些西方国家、外企，不能干预、不能碰这条红线。”
“但是对外企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宣告。因为大家知道，北京一方面嘴放软，但在面对台湾问题时，它的备战一直在升级。”
王国臣认为，这些完全超乎CEO的预期，大家都觉得他应该更开放，更符合商业伦理。结果后面不只是很强硬，所谓共产集中制更加强，而且对台湾问题没有任何软化。“如果继续投资中国，将来对他们的资本、对他们的利益会有巨大的伤害。”
分析：中国经济三大缺陷 长远看很悲观
对于中国经济问题，郑政秉分析，从三个层次来看，一个层次就是经济表层问题，包括生产分配、进出口、青年就业等。
第二个表层问题就是制度。“我们从西方制度来看，你要有很好的产权制度、法律制度、投资制度、进出口制度。推进一个良好经济后面你要有制度。”
第三，“你要有很好的民间信用、民间忠诚度、公开透明、竞争公平、不要剽窃。这方面北京就很差了。最糟的是，没有一个中立客观的执行单位。中国基本上就是政府干预所有事情，政府不是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它要控制所有事物。”
“更糟的是价值观、意识形态问题。”郑政秉说，北京把国有摆在第一位、共同富裕摆在第一位。他们并不强调竞争、不强调中小企业、不强调公开透明、不强调透过竞争使技术不断突破。
他认为，表现出来的就是经济行为一塌糊涂，后面的制度它该建立的没建立好，还倒退。最重要的，它完全没有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中小企业观念，人民幸福、人民如何透过自由竞争、自由参与来提升这个社会经济。“也就是它又走回了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的老价值观跟意识形态道路。”
郑政秉预测，“中国很可能就像旧苏联一样。1940年代开始，苏联占据了整个世界一半江山，到了1990年代，经过五十年漫长的对抗、封闭、还有自我运作后，最后整个苏联体制完全崩溃。”
“所以我们预估它的问题其实很严重，不是只有制度问题，还有后面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的问题。长远来看是很悲观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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