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11월 6日 ( 수요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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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利息

地方债利息创新高 分析:十万亿国债难解困

【大纪元2024年10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杨旭综合报导)中共当局披露,9月末地方债余额突破40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利息支出创下新高,进一步分析表明,2023年末包含隐形债务的地方债利息高达3.80万亿。 为应对债务危机,传中共人大下周将批准增发十万亿主权债券,但专家认为这对于提振经济效用不大,只是经济止痛药而非助推器,要达到效果,必须通过保护私有经济及政治制度改革。 前三季度地方显性债务利息支出1.04万亿,创历史新高 中共财政部周二(10月29日)披露,截至今年9月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至约44.7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支付利息约1.04万亿元,为历年来前三季度地方债利息支出首次突破1万亿元。 中国地方债利息支出占地方政府广义财政支出比例约4.5%,高于去年同期的4.1%。 根据财政部数据,若以全年比较,2020年至2023年的显性债务利息占广义财政支出比例,分别为2.4%、2.9%、3.4%、3.7%,显示今年以来地方政府付息压力明显上升。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财政部的地方债利息仅包括显性债务,并不包括城投债等隐性债务。 2023年末地方债利息高达3.80万亿,超国际公认警戒线 那么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规模和应付利息又是多少呢?以2023年末为例计算。 按照中共财政部的数据,2023年末地方债务规模40.74万亿元,全年支付利息1.23万亿。 《21世纪报经济报道》周二(29日)援引兴业研究宏观团队表示,2023年末城投有息债务规模约48万亿元,平均融资成本为5.28%。 计算可得,地方政府需支付隐性债务利息2.53万亿,这意味着,2023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利息是显性债务利息的2.01倍。显性债务利息和隐性债务利息合计达到3.80万亿。 按照2023年末,显性债务利息占广义财政支出3.7%推算,则隐性债务利息占广义财政支出高达7.44%,二者相加占比例高达:11.14%。 利息净支出占税收总额的比重是衡量主权债务风险的重要指标之一,穆迪将主权债务评级从Aaa下调到Aa的警戒线通常是10%。 这里计算用的是财政支出数据,考虑到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所以比用财政税收数据的计算结果肯定高于11.14%。 按照穆迪的债务风险评级标准,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超过10%警戒线。 为了解决地方债务风险,尤其是隐形债务风险,中共计划在下周的人大会议上批准增发十万亿主权债券。 中共计划增发十万亿债券 分析:是经济止痛药而非助推器 路透社的消息人士周二透露,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在下周批准增发至少十万亿元的额外主权债券,其中六万亿元用于地方政府应对账外债务风险,另外四万亿元用于房企购买闲置的土地和房产。 不过增发计划10万亿的消息并没有提振中国股市,周三中国股市下跌约0.5%,同时拖累了其它亚洲市场。经济学家们认为,该刺激计划只能稳定市场,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中国研究副总监克里斯托弗‧贝多尔(Christopher Beddor)周三对路透社说,“这一刺激计划的主要目标显然更多的是为了支撑(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而不是促进近期的GDP增长。” 根据《第一财经》2023年7月的报导,据估算,全国城投公司有息债务规模已近60万亿元,其中约25%为债券形式,75%为非债券形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到2023年底,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占GDP的31%,其融资工具(城投平台等)债务将占GDP的48%,其它政府相关债务将占GDP的13%。 路透社解释说,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正是之前过度刺激措所遗留下来的,现在的刺激措施对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会产生什么影响,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驻香港的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殷(Gary Ng)表示,“该计划可能只是止痛药,而不是经济的助推器。”“经济影响可能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 如何提振经济 专家:需保护私有经济 地方债和地方财政是问题的一体两面,地方财政变好了,债务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就地方财政问题,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实际上没有一个短期能解决的方案,原因是它的病根,你不去治它的病根,用任何其它的办法,都只是暂缓它的症状而已。 许成钢认为,“如果要解决它的病根,第一就是司法独立。实际上中国现在经济的颓势,主要是因为共产党严重摧残了企业家信心,他们的私有财产不能受到保护。”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大规模私有化。“就是政府缺钱,他可以卖资产,政府需要通过卖资产,获得他的收入。同时共产党卖掉的资产,就进入了私营经济的部门,私营经济部门在他有了信心之后,经济是可以恢复的。” 所谓内需不足,许成钢表示,是极权主义政权的共同特点。中共通过土地、银行把经济发展以来赚的大头都拿走了。 不过许成钢认为,提振消费不是经济结构性改革能做到的,需要政治制度的改革。 他表示,世界上任何地方,要想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要想解决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不至于像中国这么低,一定靠的是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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