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外逃

【大纪元2024年10月29日讯】（大纪元专题部记者呈工、宁芯采访报导）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秘密将资金转移到海外避险，一年“走资”金额至少2,540亿美元。分析认为，此波“走资潮”是中共沉船的前兆。 据《华尔街日报》日前独家披露，截至今年6月底的一年间，中国人通过非法渠道转移到海外的资金规模多达2,540亿美元。中共有严格的资本管控机制，但却在监管机构的眼皮底下，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通过各种非法渠道成功外逃。分析数据显示，过去几年内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之大，使2015到2016年的那波资金外流潮相形见绌。 一般而言，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数据在一段时间内收入与支出应该相互抵消，如果支出大于收入的差距持续存在，则被认为有资金无申报非法流出。中国的收支差距曾在2015年和2016年急剧扩大，并于2017年6月达约2,280亿美元的高峰。随后，中共当局收紧资本管制，收支也差距随之缩小。 2020年疫情爆发后，收支差距再次扩大，并于2021年和2022年急剧攀升。但是，由于中共当局2022年调整了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的计算方法，不但降低了中国贸易顺差，也掩盖了资金外流情况。如果按此前的计算方法，截至2022年9月的12个月里，其国际收支差额超过3,700亿美元。此后，外逃资金规模有所减少，但在截至今年6月的四个季度里，其差额一直超过2,000亿美元。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对大纪元表示，《华日》所说的外逃资金数额应该被大大低估了的。它估算的资金外流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共官方发布的收支平衡数据，再加上海关数据等。而中共的海关数据很多已经成为国家机密，不再对外公开了。 他说，“中国大陆的资金外流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非法渠道流出去的，‘走资’的资金规模很难估算，实际逃离的资金规模恐怕是《华日》报导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逃避监管的“走资”手段各种各样，如将名画等贵重物品运往港澳或其它国家，通过拍卖、出售获得外币，并将其留存在海外；或为进口商品支付过高价格，其后再从卖家返还超额部分的资金，并留在海外；还有将装有加密货币的电脑硬盘运往其它司法辖区，在当地兑换成现金。 此外，还有非法的“蚂蚁搬家”、通过地下钱庄“走资”、利用家庭成员在海外设立的空壳公司收购中国国内公司的股份，从而以股息与其它付款形式转移资金等；而合法的手法有：对敲、通过移民转移资产、境内卡境外提现、内保外贷等。 2015年至2016年期间，中国曾发生过一波大规模的资金外流潮。当时，除了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因素外，由于经济的不确定性带来人民币贬值预期，加之中国企业瞄准外汇资本的海外并购（M&A），以及出口企业也将赚到的外汇留在海外等因素，导致大规模资金外流。仅2016年，从中国外流的资金就超过3千亿美元，同比增长6成。 值得注意的是，那次大规模资金流出与此次情况有所不同，当时大多资金离境是公开的，形式上合法。因此，中共商务部发言人当时否认了“资金加剧大量外逃”的说法。而近一年来外逃资金都是绕过监管，非法秘密进行的，且被披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 导致中国资金外逃的原因 分析认为，造成此次资本大量外逃的原因主要有三：疫情、中共对民企的打击及担心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已经结束。 三年疫情期间，中共采取极端的“清零”封控措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降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二低的水平，2020年GDP仅增长2.2%，2022年GDP增长为3%，远低于5.5%的设定目标。极端封控带来的负面影响绝不只限于经济领域，对社会生活、大众心理、国际关系等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无法估量的。 最近，日本智库刊载了对中国经济的最新展望，及对中国民企与外企在中国的处境的分析报告，从另一视角分析了中国资金大量外逃的原因。 日本智库日本综合研究所10月24日发布的《中国经济展望》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提振是暂时的，并未带来经济全面复苏。中国经济以内需为主下滑，持续呈现疲软走势。7～9月份实际GDP增长率为4.6%，较上期回落。投资持续低迷，企业的景气信心呈恶化趋势。 报告认为，自9月下旬以来，中共政府连续发布金融、财政方面的刺激增长政策，但其经济对策效果是一时性的。当前中国经济低迷，是由于周期性需求不足、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家庭（特别是年轻人）对未来的担忧等结构性问题造成的。要使中国经济全面复苏，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改革必不可少。 日本综合研究所9月13日还发表了另一篇调查报告，探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处境，及外企对中共国安方针警惕感升高等问题。 报告认为，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近年来恶化，出现了“民营离场论”。中共当局虽然出台要将民营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民营经济31条”（2023年7月），但其后6成企业却对投资持消极态度。 其背景是，人们对中国经济成长潜力的担忧增高，对中共政府的不信任挥之不去。在中国百强企业中的股票市值中，民企占比大幅下降，市场对民企的预期也有所下降，企业和市场都在质疑当局所谓振兴民企政策的诚意。 与此同时，欧美、日本对华投资的优先位次下降，中国已不再是压倒他国的特别“工厂”与“市场”。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之所以下降，不仅是由于对中国经济成长潜力的担忧升高，也是对营商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担忧情绪增强所致。随着习近平把稳定中共政权作为第一要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企业的政治社会环境便因此而发生了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更加困难、不安。 报告最后强调，对民间企业与外企而言，现政权难以“期待”。中共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其独裁统治的首要任务，却反而可能使其陷入威胁其稳定执政的困境。 唐靖远认为，引发中国资金外逃的最核心原因，是中共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立，导致西方的资金、技术、高端产品等被切断，中共陷入危机，出现了新冷战。其次，习近平要攻打台湾，导致地缘政治风险增高。第三，习近平摒弃改革开放，搞政治挂帅，导致中国富人担心“公私合营”“打土豪分天地”卷土重来；并且，习近平对民企进行普遍打压，让中国富人本能地做出反应：为确保财产安全，将资产转移到境外。破纪录的资金外流现象，可以说是中共沉船之前船上乘客在争相逃离的一个征兆。 政经评论员杰森10月26日在他的《杰森视角》节目中，讲述了两个中国民营企业家遭到中共当局敲诈、严酷打压迫害的案例。他表示，“这样的事情，有钱人知道后，说他们没有想逃跑的想法，鬼都不会信！”